历史学是什么_葛剑雄，周筱贇著_9787301258996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作者围绕“历史”“历史学”“中国历史”等核心词汇高屋建瓴，结合普通读者熟悉的多个案例深入浅出地呈现了一个学科的精彩面貌。

历史的来历
说到历史，似乎是一个尽人皆知，谁都会用的概念。比如我们会提到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城市历史，以至一个家庭或个人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说“自己的历史要靠自己书写”；或者说“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这已经成为历史”等等。大概不会有人刨根问底：“历史
是什么意思？”好像大家都知道“历史”的含义。
不过，要是我们深入地想一下，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究竟什么是历史？要找出一个确切的、完整的答案，可能会难倒大多数人。在中国那么多的文字中，为什么我们偏要选择用“历”和“史”这两个字来表达这样一种广泛而抽象的事物？
“历”和“史”
我们要想确切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分别从“历”和“史”这两个字的意思谈起。
“历”的繁体作“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
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天象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以某一时间为周期做循环运动，某一
天象与农时、气象可以相对应。《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日月星辰的位置以及此时对应的
物候现象，比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
冰，獭祭鱼，鸿雁来。……是月也，天上的气下降，地下的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夏历的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黄昏时参星在南方天中，黎明时尾星在南方天中。……东风使江河土地解冻，冬眠的蛰虫开始活动。水底的鱼游近水面的薄冰，獭捕鱼，鸿雁由南而来。……这个月，天上的气下降，地下的气上升，天地二气融合，草木开始萌发）。正因为有这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日月星辰的移动（“过也”）就可以用来确定年月、确定季节，“历”（歷）由原来的动词又衍生出名词的含义，即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圣人很注意根据日和月
的规律，来考察星辰的运行轨道，用来排列一年四季的顺序，就称之为历。）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历法对于播种、收获等农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所以历法的含义从“歷”中逐渐分化出来，另外创造出一个从日的“曆”。据《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地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严肃谨慎地向百姓发布节气时令)。还派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
分别前往指定的东、西、南、北各个地点观测各种天象，以便为百姓制定历法。《尧典》虽系后人所作，具体内容未必可信，但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职的天文官员了。
“史”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不但有“史”字，还有“大史”“卸（御）史”“公史”“西史”等词语，都是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一种特殊的职位。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极为不便，所以用字必定非常俭约，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甲骨文中有不同类型的“史”，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史”就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既然在“史”之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史官，就可以肯定他们的职权和地位是与“史”不同的。《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但据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一文中的考证，“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原始意义为盛放简策之器，后引申为簿书之意，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比较而言，王国维的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殷商时期的官名，如卿事（士）、御史、三事（司）、吏等，都是由史字分化而来，可见当时“史”地位的尊崇。至于甲骨文中不同史官记事的范围，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十分明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并不限于天象，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甲骨文留下的记载应该就是各种“史”的一部分成果。
尽管早期史料缺乏，我们还是能从晚出的《周礼》来推测当时史官的一点情况。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周礼》一书绝非如古代经学家所言，出自西周初年的周公之手，也不完全是西周时期的产物，而应成书于战国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不包含战国以前的内容，古代的典籍大多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从后世出土的西周金文中所见官制与《周礼》的记载基本相符这一点可以断定，该书所反映的礼仪制度，虽然有不少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西周制度的实录，而且可能是西周沿用的殷商制度，所以可以用作我们推测早期史官情况时的参考。《周礼·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人员设置。大史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则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在祭祀、丧礼、会晤中协助大史的工作；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鄙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还有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简而言之，大史的地位最高，职责最重，小史协助他的工作，内史掌管宫廷内部事务，外史则掌管对外事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周礼》一书所记职官体系，大多数职能部门均设“史”，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应当是记录、保管部门内部公文、档案资料的人员，相当于现在大多数单位里都有的档案馆、档案室等。这说明那时已有保存整理档案材料，以备撰写历史之需的观念。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制度规定的那么完善，例如在周天子的地位不稳，权威下降，纳贡制度名存实亡，直接辖地狭小的形势下，史官的编制可能会不完整、不满员，不同等级或类型的史官间的分工也会不明确，一部分职能甚至会丧失，各诸侯国也会因地位和实力的差异，或者因为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史官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周礼》所反映的，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普遍情况。
“历”和“史”原本应该是两个系统，分别负责不同的职责。但历官（或负责历事的人员）要将推算或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成为历法、历书或天象表，相当于英语中的ｃａｌｅｎｄａｒ。这些记录必定要有确切的时间，形成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否则就会毫无意义。史官的职责虽然是记事，但记录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必定也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因而自然地形成原始的编年记载。事实上，早在甲骨文中，在其记事文字前就采用干支记日了，说明时间与事件密不可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早期史书，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都是编年体著作。在时间的特点上，“历”和“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但就专业分工而言，历官无疑要比史官更专门，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更高。而史官只需要利用历官所提供的时间系列，或具体的历书，就能进行各方面事实的记录。但是历官所负责的范围只限于天象，或者与天象有直接关系的人事，而史官涉及的范围则广泛得多。尽管分属两种不同的职责，但开始时，记天象的历官和记事的史官在人员上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往往就是同一个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同一个人才有资格，因为一般人不可能掌握历法。历法的制定和使用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而记事者又必须要记载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所以史官除记事外，还兼有观测天象、解释灾异、制定历法的职责。如《左传》哀公六年（前４８９）就记载该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而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天上的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在太阳两边飞翔了三天，楚国的国君〈子爵〉派人去问周天子属下的太史）。一直到汉代依然如此，像司马迁就参与过《太初历》的制定。
尽管“历”和“史”关系如此密切，但直到１９世纪末，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门。今天所说的历史一般只要用一个“史”字来表示就可以了，如史籍、史书、史表、史家、史学、史法、史才、史识、史德等。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里的“史”都可以用“历史”二字来代替。《四库全书》的分类也是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当然就是历史部。将“历”和“史”两字连用，古籍中反而不多。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是《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使赵咨向曹操称颂孙权时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吴王在江上拥有万艘战船，武装的士兵有百万，任用贤人，发挥能人的作用，他的志向在于进取，虽然是空闲时间，也广泛阅读重要文献和有关的注释、以往历代的史书，目的在于寻找罕见的事例和策略，不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只是为了搜集或摘录一些片断或词句）。但这里“历史”一词的含义，仅仅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历”是已经过去的意思，引申为以往的各阶段、各国、各朝、历代，加在“史”字前作为定语，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而不是今天意义上作为术语的“历史”。
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已在中国用了至少３０００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译西方概念的ｈｉｓｔｏｒｙ，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五历史……”(《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其后不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说：“（日本）有小学校，有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使用，１９０１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上便有“历史学家米鲁由苛被捕”的句子。实际上日语是借用了汉语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为“借词”。日本人翻译ｈｉｓｔｏｒｙ时确定用“历史”一词，可能未必来源于《三国志》等古籍。明代有署名李廷机和袁黄（袁了凡）编纂的《历史大方纲鉴》和《历史大方纲鉴补》，这两本书都是托名当时的名流，其实除标题有所改动外，内容完全一样，是一部介绍历史的通俗读物。尤其后者，在日本颇为流行，早在江户时代的宽文三年（１６６３）就有了和刻本，仅比该书的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刊本晚了５２年。估计日本人将“历史”作为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对应词，很可能是来源于这类流行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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