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家与市场》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苏珊·斯特兰奇自己将这本书描述为一本教科书。但是，如果你认为《国家与市场》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指导手册，或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学生来说很容易，那么你可能会感到失望。《国家与市场》并没有向学生提供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工具，也没有涵盖基本知识或介绍该领域的发展历史。《国家与市场》更像是古希腊传统中的教育文本，旨在通过讨论进行教育。在这本书中，斯特兰奇与学生们分享了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处理议题和问题的方式。这毋庸置疑使《国家与市场》这本书成为当时相对较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国家与市场》写于国家显著衰落、市场以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式崛起的时期。当时，许多政府和政治家似乎主要通过商业友好政策来相互竞争。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解释道，理由就是别无选择（TINA）。市场是一体化的、流动的、快速的和可移动的。国家是静止的、由内陆领土构成的。众所周知，在战争中，流动性是关键。市场似乎掌握整个局势。那些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它们的愚蠢付出高昂代价。
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斯特兰奇在这本书中指出，上述分析是肤浅的。她写道，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P.25）。所以这本特别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导手册首先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可能不会特别关注的问题：权力。斯特兰奇所接受的训练以及自身的倾向也使她更像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然而，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市场或者更令人惊讶权威永远不可能凌驾于权力之上。
这意味着国家掌握全部权力吗？不完全是。斯特兰奇认为，权力并不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转移，也不是在市场和权威之间转移。相反，权力决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双关语的表述方式有些奇怪。因为，如果权力不是掌握在政治权威的手中，也不是掌握在市场或者经济权威的手中，那么究竟是谁掌握了权力？人们认为，一本书的目的如果是探讨权力的话，至少应该澄清这一点。斯特兰奇通过引进一个新的概念来解决这一疏漏，这个概念就是结构性权力。斯特兰奇把讨论从能够作出决定的行为体类型，也就是所谓的权力行使者，转移到一个结构性领域，在这个领域，权力从定义上看不是一种可以被炫耀、使用、行使或者施加影响的资产。在她的批评者看来，这一理论的策略不过是勉强拼凑出来的。
关于权力不同类型的区别，联系性权力（一种A让B去做B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和结构性权力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是被知晓并获得广泛争论和接受的。斯特兰奇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概念。关于结构性权力的四个基本来源（为什么是四个？）这一问题，苏珊·斯特兰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好朋友和同事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一份广受好评的研究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苏珊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另一个悖论她对结构性权力的探讨更多是以商业为导向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苹果公司或者破产的银行控股公司雷曼兄弟的权力。相当明显的是，这两个经济实体的权力并不能减少它们的资产、营业额或市值。它们的权力也不是它们可观的资源和游说能力的总和。苹果公司的权力主要依靠其庞大的市场规模，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创新能力。但是，苹果公司的权力特定于它所经营的商业部门。根据一定的标准，雷曼兄弟的权力可以用它的崩溃来衡量。它引发了全球金融崩溃，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一样，波及整个世界，第二波和第三波影响也在向后延伸有时扩大损害，有时互相抵消。那么可以说雷曼兄弟的崩溃直接导致了欧元区危机，这是对的吗？我也这么认为。参与导致雷曼兄弟破产的决策者有没有计划或打算这么做？我对此表示怀疑。苹果公司目前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但是苹果公司的崩溃应该不太可能像雷曼兄弟的崩溃那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另一方面，苹果公司的崩溃可能会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这可能会使对人们生活产生切实影响的公司倒闭。这是否意味着雷曼兄弟比苹果公司更强大？或者反之亦然？
这种比较对斯特兰奇来说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权力并不只是A让B去做B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这种联系性权力会忽略一些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实质性东西。苹果公司和雷曼兄弟都有她所称的结构性权力。它与多种因素有关:规模、市值、知识、组织，还有它们运作的特定市场。斯特兰奇认为，苹果公司和雷曼兄弟的真实情况必须适用于其他权力机构、政府、政府机构、国际机构、公司以及宗教或犯罪组织的真实情况。
在商业世界中，公司在它们所从事的领域中施展结构性权力，同样也在它们决定不去做的事情上施展结构性权力。换句话说，它们的权力也体现在它们从市场上召回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或意愿）上。众所周知，通用汽车购买了洛杉矶公共交通系统，并将其投入运营。苹果公司是否决定进入汽车市场将会对我们未来十年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政治权力也是如此：政治权力不仅与你做什么有关，而且与你不做什么以及你从市场和政治中召回资源和商品的能力有关。政府的结构性权力可以从决策和非决策中辨别。美国决定不向叙利亚派兵和它决定向阿富汗派兵同样重要。
还有很多关于结构性权力的例子。据我所知，无论是雷曼兄弟，还是在破产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行为体，美国财政部和巴克莱银行（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关于行为体非决策的案例）都没有任何关于希腊未来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时任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效市场假说(EMH)或新自由主义给予关注。但是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美国财政部出台一个糟糕的决定，影响了上述所有情况。市场是一体化的，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政治，而结构性权力具有在不同环境间穿梭的神奇能力。
所有这些权力的排列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分析中都是缺失的。对于斯特兰奇来说，她的世界比学术世界更广阔，这个空白令人困惑。但是结构性权力无疑是一个棘手的概念。它反映了行为体直接和间接塑造事件的能力，不管它们是否愿意。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随着规模、位置、部门、目标和与其他领域融合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结构性权力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因此，结构性权力运作的背景不同，这些结构之间也有等级之分。斯特兰奇认为，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第二重要的结构是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
斯特兰奇是对的吗？对于这一点大家的意见不一。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人对她的结构权力理论持相当批判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理论不够精确，它没有为未来的发展和理论建设铺垫明确的道路。它的描述性太强，缺乏严谨的分析内容。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系列没有框架的精彩观察。当然，批评者是对的，但他们也是错的。斯特兰奇认为，理论应该根据结果来判断。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很简单:好吧，拒绝我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但如果你这样做了，请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能认为后来版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不同的方式借鉴了边际主义和理性主义，或者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主义，或者也许是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反思雷曼兄弟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吗？这些方法中有没有更好地描述国际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权力复杂性？还是我们退回到了一种熟悉但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政治和经济被整齐地分开，行动是理性的，权力是相关联的？
斯特兰奇告诉她的学生：不要听信学术权威，包括我。读这本书，就像你读别人一样，思考这个论点，就像书里一章标题所说的那样，按自己的观点寻求答案。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知道应该如何去做。
罗恩·帕兰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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