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文学批评新编_王一川编_9787303111350

    这部文学批评教材名为“新编”，是由于同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同类教材相比，  带有新的特点。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同类教材，主要来自编撰人对文学批评问题的论述，这样的教材当然有必要继续编，可以满足大学生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概括愿望；而现在的新编教材，则主要新在以文学批评经典原著的文本阅读为主，  主要是要满足大学生的原著阅读及以此为基础的思考的需求。所以，在这本文学批评新编教材里，  大学生需要首先直接阅读文学批评经典文本，进而对它展开理解和分析。
    在这种情形下，教材编写者的任务就不再是根据总体理解而做连贯而系统的理论描述，  而是集中考虑如下四个方面问题或四个步骤：第一，设计文学批评问题的总体理论框架，并划分具体章节；第二，在具体章节中，选摘合适的中外经典原著片段供阅读；  第三，  为上述经典原著片段配以必要的介绍；第四，对文学批评问题加以概说。
    正是这四方面的问题，规定各章内容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原著阅读；  另一部分是相关问题概说。在经典原著选读中，尽可能摘录有代表性的论述。  而在相关问题概说部分，则主要是在经典原著阅读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理论问题展开集中阐述。
    本教材由三编十三章组成。主要内容有：  上编文学批评概说，含两章即文学批评的性质与功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编文学批评方法，含九章即文体批评、感兴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语言批评（一）：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语言批评（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读者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下编文学批评活动，含两章即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写作。其中，文体批评和感兴批评两章都是专为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而设立的。另外，考虑到20世纪西方语言批评特色鲜明而又流派众多，所以分作两章介绍。
    编写本教材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大学生对文学批评经典原著的阅读和对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的思考，特别是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的认知。如果大学生能够从教材中领会到我们的上述用心，那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西方文学批评史简言之分古典期和现代期。现代期经历了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两个阶段。这种划分并不追求绝对的界限，也不是为了建立历史结构，而是为了叙述简洁。这里概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进程只是一条简单的主导线索，实际情况随着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的差异，要远远复杂。
    从内在规律来看，当下所意指的“文学”是西方的近代产物，在古典期，诗学、修辞学是文学的主流，也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源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体系为西方主流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早期的批评从《诗学》开创的形式分析出发，重视摹仿、道德教化、共通感、趣味等功能。这种批评不是现代意义上纯文学的批评，不强调纯粹的审美和主客的对立，和谐统一是一个主要基调。
    批评直到17世纪才正式进入了文学。浪漫主义尽管重视古典的文艺范畴，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却超越了古典。比如重视再现和作家主体性。浪漫主义者意识到了主客分裂，由此回归自然和内心，艺术成为超功利的自由游戏，纯粹的文学和美学被建立。当然，这种建立从文学批评外部结构来说，是基于文学批评场域的改变。浪漫主义者利用了新兴的城市传媒，比如报纸期刊。韦勒克指出德国的“批评”一词从18世纪开始仅仅指报刊书评。批评正是凭借纸媒介才扩大了传播面。作品的生产复制使得文学产品格外丰富，大量的职业批评人和作家相应出现，他们善于互动、流通，各取所需，获取资本，以便再生产。读者也从古典时期受教化者转变为消费市民。文学产业的循环伴随着工业经济初步形成。
    文学产业的兴起促使西方文学进入了现代期。直到20世纪初期，“语言论转向”开始，文学自身的建构进入了反思阶段。由于文学文本取代了作品，批评家更重视语言本身的力量，一方面，从内在角度执著于语言分析，强调文本的衍生性、互文性，打碎作品的实体性和独特性，如洛特曼、前期罗兰·巴特；另一方面，从外部主张文本是社会机器，把意识形态理论融人文学；按照阿尔都塞的重新定义，意识形态为“个人幻想同存在的实在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表象”’。“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便是在那些秩序的国度里植入主体的地方，无论符号秩序，还是实在秩序都在他们的结构中激烈地超越了个人经验。”①文学文本成为意识形态幻象的替代物，从而取消了主体经验、审美个体，乃至文学性。这一派代表人物有巴赫金、克里斯蒂娃、阿尔都塞、詹姆逊等。这两种角度都反思了资本主义文学产业化的弊病，尽管路向不同，但都把“批评”作为价值诉求的重要手段。
    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论转向以来，文化批评渐渐成为主流。在变革中，文学已经成为了文化生产的支流，更多的文化产业令人眼花缭乱，符号经济的膨胀使得批评家们只能改变自己。批评不再是维护文学性，而是要否定它，取消文学的独特性，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把文学作为文化产物。因此，出现“文学死了”的论断并不奇怪。一种范围更大的文本成为了批评的关注对象。那些非文学的东西被纳入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包括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叙事结构等内部范畴，还要加上诸如传播媒介、场所、公共空间等外部因素。以“媒介”为例，在文化产业中，它不再是被动的物质载体，而是人器官的延伸；不是人们使用媒介，而是媒介塑造人。传统的一切文学范畴在文化研究中都被扩展，尤其是“批评”，它不再是鉴赏、教化、审美，也不再专注结构、符号学、语法功能。“批评”的社会文化含义越来越丰富，难免越来越难以把握。米勒承认：“文化研究是一种异质共生，而且可以说是无定形的、包含了各种体制和实践的一个领域，很难说它有什么共同的方法、目标和学术体制。”①文化批评发挥着积极力量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令人迷惑的一面。总体上看，当下的西方文学批评陷人了自我否定的怪圈，通过文化批判自我救赎倒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同时，厚重的古典批评传统也渐渐表现出复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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