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变迁：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_刘夏蓓著_9787509781647

　　认同（Identity）研究滥觞于哲学，发展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在当今世界中，其所显示出来的社会整合力量越来越令人瞩目。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是认同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关系时而整合为一体，时而分裂为对立，不时引发民族运动、国家解体、区域独立及冲突战争等，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及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族群认同研究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意义与需求，也形成了亨廷顿《我们是谁》、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冈-米达尔《美国的抉择》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族群认同已经成为诸多学科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信仰与变迁：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是一个关于信仰与族群演变及族群认同的个案研究，《信仰与变迁：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的个案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至今仍在继续的“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个案的性质决定了本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本研究从历史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获得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卡力岗人信仰改变与族群认同及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从地方与国家、社区与社会的不同角度与语境切入，讨论族群认同建构的一般规律，区分族群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事实与生物事实，反思族群认同理论，从文化、地域（社区community）、国家三个维度研究信仰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结构。

　　引　　言
　　认同（Identity）研究滥觞于哲学，发展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在当今世界中，其所显示出来的社会整合力量越来越令人瞩目。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是认同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关系时而整合为一体、时而分裂为对立，不时引发民族运动、国家解体、区域独立及冲突战争等，其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及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族群认同研究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意义与需求，也形成了亨廷顿《我们是谁》、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冈-米达尔《美国的抉择》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族群认同已经成为诸多学科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我国人类学界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实证与理论两大类。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的概念、族群与民族概念的比较、认同的含义、认同的建构及其功能与作用等问题上，围绕上述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与观点。近年来，实证研究以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的个案研究成果居多，虽然观点各异，但多数研究者深入研究地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一手资料并展开研究，为认同研究议题增加了诸多的中国经验，产出了知识，探索了方法。
　　本书就是一个关于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的个案研究，本书的个案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至今仍在继续的“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个案的性质决定了本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从历史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获得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卡力岗人信仰改变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从地方与国家、社区与社会的不同角度与语境切入，讨论族群认同建构的一般规律，区分族群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事实与生物事实，反思族群认同理论，从文化、地域（社区community）、国家三个维度研究族群认同的结构。
　　本文选取卡力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德恒隆乡六个村为田野点，它们分别是回族聚居的藏语村德一村、汉语村纳加村，撒拉族聚居的多语村东加村，藏族聚居的若索村和回藏杂居的团一村、团二村。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在参与式观察、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本研究成果。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地方语境下，卡力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是一个与信仰演变的互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一个历时过程，即从对藏传佛教组织涣散、社会功能弱化的失望与否定，到对伊斯兰教社会整合、组织社会功能的认可与接纳。在地方空间里，历时近三百年，卡力岗人从信仰佛教的“安多哇”演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哦回”，成为区别于周边回族与藏族的“藏回”。
　　（2）在国家语境下，卡力岗人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是以国家对藏传佛教及伊斯兰教的政策互为前提的。同样表现为一个历时过程，即自清中期以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持续打击和对伊斯兰教阶段性的“怀柔”，藏传佛教被严格限制发展，在国家层面丧失部分重要权力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民间权力的合法性。反之，伊斯兰教获得了更多的传播空间，这一切为卡力岗人“藏回”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卡力岗人一直保持着缓慢的文化变迁。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家层面归置了卡力岗人回族的国家身份，之后实行的民族政策打破了地域界限，将卡力岗人与全国的回族联系在了一起，从国家层面促成了其回族的民族认同，逐步完成了卡力岗人民族认同建构的第二个阶段，卡力岗人从“藏回”演变为回族，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演变为“权利共同体”。
　　（3）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是其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其文化变迁梯度验证了韦伯的“价值决定论”，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的变迁过程。在精神层面，卡力岗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从而改变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层面，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取代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制度，村庄制替代了原来的部落制。在物质生活层面，其生计方式也从牧业生产为主，转化为以农业为主。在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的宗教禁忌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禁忌和道德规范。卡力岗人逐渐确立了以伊斯兰教教规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并“风俗化”，其语言则由藏语演化为藏汉双语或藏、汉、撒拉多语并用，同时，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进入其语言中，作为最具稳定性文化要素之一的语言的变迁目前还尚未最后完成。
　　（4）卡力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梯度与其文化变迁过程相同，同样表现为“先价值认同后文化认同再制度认同”的过程。在精神文化层面上，首先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认同、对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认同的建构。其次是对穆斯林社区生活、伊斯兰教传入社会记忆认同的建构。再次是对多语言现状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家语境下，对回族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对中华民族一员身份认同的建构。
　　（5）卡力岗人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建构梯度的主要成因，是伊斯兰教价值观念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在场的推动作用。观念对制度的决定作用和制度与观念的互动作用也在该过程中被充分昭示。
　　（6）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建构模式对于“三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本书认为，卡力岗人精神—制度—物质的文化变迁模式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多价值体系的三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同样，卡力岗人宗教—制度—文化的族群演变层次在三多地区亦具有普遍意义；卡力岗人的价值—文化—国家在场的认同建构梯度与层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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