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翻译新探_（美）苏珊?沙切维奇著_9787040478020

《法律翻译新探》被国际学者视作“迄今为止*为全面的法律翻译专著”。其目的在于通过介绍法律翻译的基本知识提升法律译者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提升跨学科的素养，从而能够在实践中做出精准可靠、效果良好的法律译文。　　为了阐明法院如何解释和适用多语种法律文本，《法律翻译新探》尽可能提供案例以做参考。　　《法律翻译新探》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另一部分是实践。第1部分（第1章至第四章）试图为法律文本翻译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八章）展示译者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语言实现想要的法律效果。《法律翻译新探》所举之例，包括加拿大、瑞士和比利时的多语种立法、国际法律中的多语条约、公约以及欧盟法律。部分节选内容亦来自比利时上诉法院和卢森堡欧洲法院的多语种判决书。

　　拙著《法律翻译新探》中文版的出版，标志着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赵军峰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长期翻译项目告一段落。在此，我由衷感谢赵教授和他的同事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不懈的努力、耐心和执着。因为他们的翻译，中国法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同仁、法律翻译工作者、法律翻译方向的学子们得以读到拙著的中文版。此外，我还要感谢屈文生教授为该书的中文版撰写导读。
　　我本人与中国学术界的渊源已久。早在2001年，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教授就曾组织系列学术讲座，邀请我和我已故的丈夫彼得·沙切维奇教授一道赴武汉大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讲学。2003年，香港城市大学的维嘉·巴夏教授邀请我做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当时我有幸结识冼景炬教授，和他一起与香港律政司立法部门的法律译者共同探讨如何将香港的法律译成中文。2012年，我先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学，后又到香港在理工大学作主旨发言。非常感谢程乐教授的组织和安排，2013年我得以赴浙江警官学院和浙江理工大学讲学。2014年我造访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并和同行交流，接着又应邀在西北政法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我还有幸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翻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还兼任法律与语言多文化协会、世界翻译教育联盟和法律口译与翻译世界协会等组织的副理事长等职。
　　本书的中文版无意传授秘籍，无意指导法律文本译者如何实践，而是旨在通过介绍法律翻译的基本知识提升法律译者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提升跨学科的素养，从而能够在实践中做出精准可靠、效果良好的法律译文。本书于1997年由荷兰科威法律国际出版社首版，在世界各地广为采用，被列为法律翻译必读的教科书。尽管近年来有更多的同类学术专著陆续出版，本书依然被国际权威学者视作“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法律翻译专著”。
　　在本书英文版首版时，我从法律文本类型学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法律翻译系统的研究，提出法律翻译是“法律机制下的交际行为”，试图以该理论填补法律翻译领域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译者在确定法律文本翻译最佳策略时，首先要考量具体交际情境中的法律因素。法律翻译应作为翻译学研究的独立学科展开，因为它与其他专门用途的翻译有区别。

《法律翻译新探》：
　　作准及其时间因素
　　罗森对作准译本的批评引起了人们对作准程序中非常规做法的关注，这些做法往往与所有平行文本均体现谈判各方的真实意图这一预设前提背道而驰。如第四章2.3所示，时间是影响作准程序的关键因素。从法律角度来讲，要使一个文本具有效力，其先决条件应为“条约的执行方首先要通过该文本”。反之，罗森认为“无论该文本在政治或者精神上具有何种重要性，将该文本指定为作准文本这一行为本身将没有任何意义”（1983：782）。然而，实际上，由于技术或时间的问题，要在条约正式通过前及时完成一个甚至多个翻译文本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无论各个文本是否经过谈判代表审核并通过，同等采纳在语言条款里引用的所有文本，并声明它们具有同等效力已经成为惯例。毋庸置疑，中文版本引起的问题通常是最多的。就《消除种族歧视公约》而言，其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版本都是在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公约草案之前准备好的，而其中文版本则直到1966年2月7日才完成，但其在该公约通过之日也获得了正式批准（Tabory1980：96）。
　　为了修正这一缺陷，条约的制定者现在开始坚称正式的作准程序不应是宣布其通过这一行为，而应是以签字或其他由各方一致同意的方式来宣布其作准。为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0条已做出相关规定。然而，这一改变却证实了罗森的担忧：同等效力原则的效力已所剩无几（Rosenne1983：782）。一个鲜明的例子（Verzijl1973：198）则是《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该公约于1944年l2月7日获得通过。当时，仍空缺的法语及西班牙语译本预计会在签字前翻译完成。因此，该公约的结束条款中订明“该公约由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起草，以上所有版本具有同等效力，均可用于签认”。后来，译文不但没有在签字前完成，而且直到该公约开始生效，这些译文也仍然没有完成。事实上，该公约的非官方译文已经被使用了24年之久。直到1968年9月24日，公约的缔约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OCAO会议才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关于该公约三语作准文本协议（Hilf1973：41）。显然，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签署生效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联合国的官方文件记录显示，一次会议上，某代表咨询1972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作准中文文本的翻译情况时，会议的法律顾问回答说“已将准备中文译本的工作安排到后期，待协议正本递交联合国总部存档后再进行”。他解释道，之所以要按照这样的程序是出于财政考虑。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参加该大会，而“要专门派一名中国译员和誊写员到曰内瓦准备中文译本，所需的花费实在太高昂了”（联合国官方记录1972者进行创造。但必须提醒译者的是：译者切勿尝试将协议中宽泛或者模棱两可的观点清晰化，以防打破其本身微妙的平衡，误解缔约方的意图。
　　由于每个作准文本都被认为是经协议各方同意，并表达各方真实意图的文本，国际律师最担心的是译者尝试在译文中把原文中特意宽泛处理，模糊处理甚至特意模棱两可的条款清晰化（Rosenne1983：783）。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罗森认为，那些并不是通过“谈判得来”的作准文本会威胁单一文本的统一性，使法官更难确定缔约方的真实意图。罗森尤其反对那些属于“技术结果”的作准译文，它们通常由一个完全独立于缔约各方运作的国际秘书处提供（1954：384）。每增加一种作准文本译文，所有文本中具有相同意义的部分反映原协议文件真实意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罗森意识到了这一潜在的危险，因此，他批判同等效力原则，倡导法官严格区分“协议性的语言版本”及那些“通过某些翻译服务部门（不管其翻译能力多强）机械翻译出来的”文本（197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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