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安全到中国外交_朱立群_9787520122764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系精选作者在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等研究领域的14篇重要论文编纂而成。其中有对欧洲一体化以及中欧关系的梳理和深思，有对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变化的体察和把握，也有对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探究，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的有机融合和创新。从欧洲安全到中国外交，世界与中国，起点与终点，书中凝结了朱立群教授一生的工作和生活轨迹，打开了一个求真与创新的学术和思想空间。

纪念朱立群教授
秦亚青

朱立群教授离开我们一年了。她在外交学院工作了20多年，先后担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是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国际关系的课程。对于工作，她严肃认真，积极主动，既一丝不苟又富开创性，为学院的发展和国关学会活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学生，她倾其所有，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如今她的文集即将出版，志瑞教授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作为同事，追思以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和勤奋。
学术的敏锐
朱立群教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学术敏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主要学术方向是欧洲研究，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轨迹是她研究的重点。当时，她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表现出很浓的兴趣，因为我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她经常与我讨论理论方面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我明显感觉到她在学术方面的敏锐和悟性。她曾说过，学术是需要理论支柱的，没有理论也就难成学科。她对欧盟的性质和地位、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是深入的，既敏锐地捕捉到国际关系地区研究理论的前沿，也表现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仍然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成果。
在后期研究中，朱立群教授转向了实践理论的探索。实践理论原本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内容。虽然布迪厄（Bourdieu）、塞尔（Searle）等学者对实践本体论和实践性知识的意义作过重要的阐释，社会学研究人员也系统讨论过实践的重要性，沙茨（Schatzki）等人在2001年出版的《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一书中提出实践转向的概念，但国际关系学界是在21世纪开始之际才真正系统研究实践问题的。2008年，加拿大学者文森特·普里奥（Vincent Pouliot）在《国际组织》杂志发表了《实践逻辑》的重要论文，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界开始系统地讨论实践的意义。朱立群教授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很早关注实践理论的学者，记得在普里奥论文发表之后不久，她就和我讨论过实践理论的一些问题，比如实践在国家行为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国际关系理论坐标中的定位，国际关系领域实践研究的可能走向，等等。2010年，她和她的学生聂文娟博士共同发表的论文再次表现出她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敏锐意识。后来，我们做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中实践理论这一子课题也是由她领衔的。
学问的求索
朱立群教授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断求索的韧性。她对自己研究的重要课题，往往首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2007年暑假，学院的几位同事一起去欧洲做一个研究对象为欧盟的项目。这一次的欧洲之行成为大家探讨问题的极好机会。当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她不断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是研究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朱立群教授的问题总是激发思考的。至今仍然记得她当时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欧盟仅仅是一个规范力量吗？（Is the European Union a mere normative power?）
她的问题激发了许多讨论，她对问题的回答也表现出唯真的意识。当时欧洲的许多研究人员都将欧盟视为一个主要是在国际规范领域发挥作用的力量，欧盟对于国际体系的意义也主要表现在设定、践行和传播规范方面。但是朱立群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是有偏颇的。欧盟在规范领域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在走访了诸多研究机构并综合考量欧盟之后，她认为欧盟是一个正在全面发展力量的世界行为体。回国不久，她拿了一篇论文的初稿给我看，里面综合了她对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充分的论证表明欧盟作为综合性国际行为体的基本特征。不久之后，她的论文以《欧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为题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
学者的勤奋
朱立群教授是我见到的学者中极为勤奋的一位。她原本是学中国史的，后来转向国际关系研究，并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向，其中包含了极大的毅力和勤奋。
朱立群教授担任院领导之后，我们的办公室挨得很近。每天她都是很早就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观看英语的新闻频道。她告诉我，这样做一来是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二来是练习英语，尤其是听力。她不是外语专业出身，但凭着这样一种勤奋的精神和高度的自律，学了英语并学好了英语。我们一起翻译过英文的国际关系著作，一起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一起编纂过英文的论文集，她的英语交流能力和书写能力与日俱进。
还有一件事情在记忆中十分清晰。有一次，朱立群教授告诉我，她想去听我的国际关系理论课。不是听一次，而是完整地听一个学期。当时，她已是功成名就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副院长，有家庭、有研究项目、有行政工作，但她的勤奋程度是出人意料的。她与其他博士生一起听课，一起讨论，一起写读书笔记。一个学期只有一次生病缺课。当时这门课不仅有大量的论文阅读，还有每周一次的读书笔记。朱立群教授不仅仔细研读每一篇布置的论文，而且每一次都写读书笔记，做得比许多博士生还要认真。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朱立群教授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对于一个对学问如此执着的人，学界同仁是不会忘记的。

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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