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_郑永年 (作者)_978750867772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新形势下，我们仍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也面临新的局势与机会。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而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也给了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众多成就，也出现了新的挑战。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到出现新的金融形态，从“一带一路”战略到中国的大国之路，新的矛盾如何解决，新的机遇如何抓取，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它们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正是本书试图从多个角度予以解答的。
作者从关键问题出发，就经济转型、改革策略、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多个角度，对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与推进改革做了深度阐述，让我们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寻找确定的方向，获得前行的动力。

序
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2017
2016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黑天鹅”，因为这些是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年会继续发生类似甚至更坏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不知道何时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力量国民阵线继续上升，而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的选择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西方的“新常态”。
2017是中国的政治年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3月“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在厦门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当然，在关切中国和关切美国及欧洲问题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国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当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领头羊和领导者。当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领头羊角色时，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除了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体量仍然很小，对世界经济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随时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国来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动力或能力来维持全球化。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搭便车”。美国没有能力了，中国呢？
谁来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来西方越来越关注世界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金德尔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这并非没有道理。“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金德尔柏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很显然，今天再次出现这个忧虑，表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在官方所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话语体系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但现在中国开始具备动力和能力，来维持和改善世界经济秩序。从2016年中国主办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到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国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和相应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尽管2016年因为中国南海风波，中国被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塑造成一个扩张性帝国，但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方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今天中国周边国家可能要比美国周边国家、俄罗斯周边国家更感觉到安全。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对很沉着。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化，可能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冲突并不惧怕，但冲突更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则是共赢的。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方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国掌控由外来力量促成的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例如，无论在其竞选期间还是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表现在贸易、中国南海、中国台湾问题等方面。不过，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而是静观其变，避免人们一直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称呼，这些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人们发现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强有效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问题，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核心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层来推动。人们很快体会到习近平近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言论背后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尽管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下行，这有效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经济下行，中国在所有大国经济中，增长仍然很高，而且因为其庞大的基数，中国继续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着很大的份额。
中国决心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极端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任由民粹主义崛起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这些年来，因为全球化，中国内部的收入差异也在扩大，社会也变得非常分化。不过，中国领导层并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化所致，也反对因为这些问题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国直面问题，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运动，要在今后数年内，每年帮助高达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被人们解读为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为此，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实现6.5%的增长率，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达至低端发达国家水平。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从中国的发展获中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即使到“十三五”末期，中国的总体水平仍然较西方发达国家低，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绝对数字，会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
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了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的制度安排

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产物。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既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社会阶层分化，而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增强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都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西方发展出了外部多元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两者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但具体内涵差异很大。
外部多元主义遇到现实困境
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外部多元主义的制度特征主要是多党制及其相关选举制度。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政党的外部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它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往往导致政党分裂，出现新的政党。在选举时，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这个过程给政党带来动力和压力，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利益。
在外部多元主义中，政治认同极为重要，它是不同政党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政党往往建立在阶层、阶级、区域、民族、宗教和种族之上，各政党都声称能够代表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但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参与仅限于选举，即投票这一时刻；投票之后，政治便是“专业政治家”的事了，和老百姓没什么关联。这也是西方代议制的本意。
今天，外部多元主义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民主已经演变成互相否决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发展迅速，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为西方民主提供了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基础，无论哪一个政党都要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一旦中产阶级因受挤压而变小，政治僵局就不可避免，政党之间互相否决，出现谁也干不了事的局面。其次，外部多元主义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建立在民族、宗教、种族、阶级等基础之上的多党政治，不仅没有促进这些群体之间的整合，反而造成它们之间的巨大冲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再者，外部多元主义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力量之间失衡。一个社会的良好运作要求这三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全球化使得政府丧失部分经济主权，资本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法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
内部多元主义具有独特文化基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相关的政治过程，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开放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向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竞争和参与。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是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人才之间的竞争。这里的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治的过程，既可以是对人才选拔或选举的参与，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与落实的参与。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既反映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呈现出这一体制的文化特征。“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实行外部多元主义，这个“大一统”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视角看，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做出一种文化解释，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为西方专注于选举的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20世纪初期，中国尝试过西方的多党制，但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军阀或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文化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成西方式政党。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现在这种统一的权威就是政党。现代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带来开放的政治过程。
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多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中国政党制度不仅与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也与西方的多党制区别开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开放政治过程，形成了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可以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三个过程来分析这一制度安排。
更为突出的开放。如果不开放，一种政治制度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而缺少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实现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试图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实现的。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以经济领域为例，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制度低，而且因其在一个体系内协调利益、实现利益，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更为有效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政治精英选拔、继承和更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变更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内部形成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能够实现政策的及时变化。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民主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
更为广泛的参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参与，一方面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民族关系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基层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对基层进行治理。应当指出的是，不能把中国的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它是包括有利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各种制度建设，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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