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南非，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南非人，而是南非人的仇人——“红脖子”英国人，因此处处受到歧视。5岁时进入寄宿学校，得到的第一个名字叫“尿尿鬼”，任何人都可以踩他一脚。
暴力与歧视在学校唯一学到的东西，但他靠着聪明与机智，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活了下来。在离开学校的归途火车上，他结识了生平的第一个朋友哈皮，一名列车车长兼业余拳击手。哈皮让小男孩明白：只要用脑子、用心，小也可博大，弱者也能具有震撼众人的能力！从此，小男孩拥有了新的名字：皮凯，同时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告别了哈皮之后，皮凯的人生中陆续遇到很多教他成长的贵人，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一的力量”：一，它最小，但最大，拥有最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年龄提示，很难想象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竟都发生在一个孩子幼年时期。从5岁到15岁整整十年，一个小男孩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了一部关于“一的力量”的传奇。
布莱斯·考特尼（Bryce Courtenay），真实经历有如传奇的澳大利亚头号国民作家。祖籍英国，生于南非，在澳大利亚从事广告业，直到55岁才动笔写下第一本小说《一的力量》，结果这部带有半自传色彩的历史成长小说马上成了天王级畅销书。考特尼是澳大利亚作家中的销售记录保持人，至今无人能超越。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的人生正式开始之前，我也一样啼哭吃奶，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着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头两年半的奶水，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母。她是个充满欢笑、温暖又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用手顺着我的金色卷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着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是关于一个勇敢的年轻战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她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狒狒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
我正式的生活从五岁开始。母亲精神崩溃，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母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
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瓣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涩。马铃薯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虚烂的高丽菜叶、早晨醒来已湿答答的床单，还有一种名为“寂寞”的全新感受。
头两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仿佛黑死病一样扩散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污染了阿非利堪人纯洁甜美的水源。
波尔战争让大家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憎恶感，他们叫英国人“红脖子的”。那股仇恨流进了阿非利堪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的内心与想法中。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可说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了解自己天生对我这族类所抱持的仇恨。
我说的语言曾经吐出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祖父，并将他们的祖母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她们在那里如苍蝇一般死于痢疾、疟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卡尔文教派农人来说，父债子还，至第三代方休。于是，我被传染了。
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邪恶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是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两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拉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战争委员会面前接受审判。
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在敌军的腹地被掳获，而每个人，即便是五岁小孩，都知道那代表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不了解那个声音宏亮的十二岁法官说些什么，也不了解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是糟到不能再糟。
当时我不太知道死亡是什么。我知道“死”是农庄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母牛所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厉了，我想就算对猪仔来说，那经验也绝对不怎么美妙。
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生好。而现在，在我能真正领受生之甜美前，死亡就要降临在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
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整个盥洗室。厚实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板上。之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像极了农庄的屠宰场，甚至闻起来也一样，充满了尿与药皂的味道。于是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我的眼睛哭得有点肿，但仍看得见那些挂有肉钩子的地方。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会死，跟那些猪仔一样。
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其中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所有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
我闭上眼睛，呜咽无声地祈祷。我不是对神祷告，而是对我的保母。我觉得那是一件更迫切该做的事情。当她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她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医，会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作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便存在，这一点即让人安心。
但是当时才要藉保母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她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液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体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管。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了解死亡感觉起来是怎么一回事？
那法官与他的战争委员会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之后便离开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答、答、答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另一个地方传来的。
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要怎么转开莲蓬头，也不知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母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锡盆里帮我沐浴，我会站起来让她在我身上涂满香皂。她在我的小鸡鸡上抹香皂时，那一对在厨房工作的双胞胎女仆，迪与达，就在背地里偷笑。有时候小鸡鸡会自己站起来，每个人于是咯咯笑得更开心。因此，我知道小鸡鸡很特别。至于有多特别，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所以湿了好一大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费心去扣扣子，因为双手仍抖得厉害。我在那个又空旷又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幼童宿舍，爬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式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了。许多小孩子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
一个唇上方有一小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寝室的女士。“早安，梅富！”小孩子齐声大喊，而且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
那身材高大名叫“梅富”的人瞪着我。“来！”她口气很凶，抓着我的耳朵一扭，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她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把我的裤子拉至脚踝。“跨出来。”她大吼。
我绝望地想着，这人甚至比保母还要高壮。如果她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淹死。我跨出睡裤，然后她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道嘶嘶声，然后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
如果你从来不曾淋过浴，或从未出其不意浸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了。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枝冰锥同时钻进我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那么多？
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很可怕，然而就如同之前种种一样，事情与我所期待、所相信的都大相径庭。
“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不必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啊。
猛烈的嘘嘘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到梅富；反而看到那个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过来关掉莲蓬头的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身后。
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那法官湿答答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那间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害怕地站在原地，用手护住蛋蛋，牙齿不由自主打颤，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又抓住我，用一只大手抓住我两手腕，拉开我的手，然后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在床上，红脖子的？”
“嘿，瞧，他的小蛇上没有帽子！”有人大叫。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
“尿床的！尿床的！”有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一起大喊。
“给我听好，你这个尿尿鬼，”那法官说：“是谁把你那条小蛇上的帽子剪掉啦，尿床的？”
我低头看着他指的地方，此时打颤的牙齿已经转成比较安静的定音鼓了。在我看来，一切都非常正常，鸡鸡顶端带着一点亮蓝色，几乎隐没在周围完好的皮圈中。我困惑地抬头看着法官。
法官放开我的臂膀，用双手拉开他睡裤。他的“小蛇”根本跟怪物一样大，悬在那儿与我的眼睛平行，看起来像是用连在一起的护套做成，粗粗的皮一直延伸到最下方。底部有一小撮毛发。我必须说实话，那东西并不怎么好看。
当然，有更多大麻烦正等着我。我是“红脖子的”，也是“尿床的”；我说的是错误的语言；然后现在显然我的构造也与他们不同。但是我还活着，而在我的书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将自己受欺负的时间降至一天不到一小时。我几乎已经把求生的艺术练到滚瓜烂熟，只除了一件事：我成了习惯尿床的人。
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在床上留下一滩湿印，你是不可能完全融入环境的。我的一天通常从尿床然后挨梅富一顿揍开始，之后我得独自到那可恨的淋浴间去洗我的橡胶床垫。当我拿出那把他们叫我使用的大木刷，用力把药皂抹上硬梆梆的刷毛时，刺痛的肥皂沫总会猛地喷进我眼睛。但很快我便发现不必得照梅富说的那样用药皂，只要让床垫在水柱下好好冲一冲就可以了。
我的早晨惯例其实有些用处。我学会“哭泣”是件很奢侈的事，一个适应良好的家伙应该放弃流泪。我很快便成了学校里最常被揍的人，法官说我创了纪录。就适应新生活而言，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有一个还不算缺陷的头衔，我并不只是可恨的“红脖子的”与“尿床的”，我还是纪录保持人。告诉你，那感觉可棒了。
法官下令每一次只能揍我一下下，这里一拳，那里一巴掌。如果我不再是“尿床的”，他甚至可以连那一下下都不揍。不过他补充说，因为我是“红脖子的”，这点就不能不揍了。我得承认我还满赞同的。我私下决心不要尿床，甚至对保母祈祷或对神祈祷，但看来都没有什么效果。
也许这一切与我不完美的小鸡鸡有关？我在裤子两边口袋内里挖了一个可让拇指与食指穿过的小洞，偷偷拉着我的鸡鸡皮，尽我所能想把它拉到最前面，希望它丧失弹性，让我变正常。唉唉，除了小鸡鸡痛得要命之外，什么也没有。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当个尿尿鬼了。
第一个学期终于结束。我回老家去过五月假期。我将回到保母身边，她会听我说我的悲惨故事，然后睡在我床脚的垫子上，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抓我了。我也要问问我母亲是否已经不崩溃了，那么我便可以留在家里。
我坐在翰尼．波什夫大夫闪亮崭新的雪佛兰跑车后座，高兴地启程回家。翰尼大夫是我们的小区医生，也是我们那地方的英雄，他在北特兰斯瓦的橄榄球队里担任传锋的位置。法官看见他来接我的时候，还与我握手，保证下个学期所有事情都会好转。
第一个向我提及崩溃一事的人就是翰尼大夫，而现在他肯定地告诉我，我母亲“恢复良好”，但仍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目前还不可能回家。
很不幸，那表示我无法留在家里。除非我变得跟我爷爷一样老，或甚至更老，否则不必离开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我坐在后座享受凉风与阳光，随着车子前行，我不再是“红脖子的”与“尿床的”，而是了不起的老板。我们经过非洲村落，鸡只嘎嘎叫，死命拍打翅膀逃离马路，卡菲尔狗也吠个不停。那些狗肋骨突出，脸瘦得只看见嘴，身上都是斑点，正追着鸡跑──当然是在我们轰轰加速的宝座安全通过之后。身为一个伟大的老板，这些事对我来说自然平淡无奇。生活真美好。我可以肯定告诉你，生活非常美好。
保母哭得很厉害，豆大的泪珠滚落脸颊，溅在巨大温暖的胸部上。她不断用黑色的巨手摸我剃过发的头，一面抱紧我一面呜咽低吟。我本来想等回家时要好好哭个痛快，但跟她一比真是输了。
时近夏末，日子充满农妇采收棉花时的歌声。她们沿着长条状的田地工作，一边聊天唱歌，声音美妙和谐，一边从晒黑的棉花荚中挽下蓬松的白色纤维。
保母传了信息给无上无上之神，让他知道我们因为小孩晚上尿床的问题，急需见他。我们把信息放在鼓上，两天后便听说约在这两个礼拜，伟大的巫医会在去拜访伟大的雨后莫迪亚吉途中现身。
保母一谈到伟大的无上无上之神，总是翻着白眼，双颊涨红。“他会扔一只白色大公牛的胫腿骨来替你清干床铺。”她保证。
“那他也会让我的小鸡鸡长出皮来吗？”我想知道。她紧紧把我抓到胸前，笑得咯咯颤颤，答案则掉进了她不停起伏的肚皮里。
在田里工作的妇人们热烈讨论我晚上尿床的问题，她们想了很久，怀疑就这么一件小事能请到伟大的巫医吗？“草编的睡毡在早上的阳光下晒晒就干了，这种小事不适合请非洲最伟大的巫医来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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