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_田海著_9787547511213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主要考察中国帝制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一种特定的民间讲故事形式——“谣言”。这些“谣言”在传统中国的民众中口耳相传，通过考察人们所讲述并依据其采取行动的“谣言”里包含的恐惧、指控等因素，由此获得对帝制晚期地方民众、地方士绅及地方官员，以及他们对其周遭世界的认识的了解。

　　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不论是研究文学、社会、政治、宗教乃至经济，都永恒不变地忙于故事和叙事。这些故事或叙事记载于官方文件、编年史料、个人传记或者其他文本之中，但是绝大多数最终都能追踪到某个人讲述的一个故事。然而，我们几乎很少将这些故事的传播过程作为我们清晰的研究对象。本书执著于研究一类特殊题材的故事，即那些在几天或者几星期内就传遍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且经常被界定为谣言的故事。这类故事很容易遭到忽视，因为它们往往被贴上“谣言”和“传闻”的标签，进而暗示它们并不是真的，因而也就与历史真相无关。从现代或者西方角度来看，我的确很难宣称我探讨的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确实是真实的，而且和当时的观察者高度相关。“谣言”之类的标签往往是后来才被贴上的。

　　此类故事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是如此荒谬，以至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关注者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类故事也引发了可见而持久的活动，比如将怪兽驱走的仪式，直接抓捕作恶者或者施放邪恶巫术者（最起码是一些谣言制造者）甚至将其打死的举动，或者更加正式地，将这些嫌犯带到地方官面前接受审判。在本书中，笔者列出了很长的表格来证明此类事件发生得多么频繁。作为人们关注此类故事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纬度来追踪考察它们。我们可以追踪地方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故事提到的威胁，这些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以多快的速度传播，此类隐晦的叙事及信仰结构在几个世纪中是如何变迁的。

　　当我在进行我的研究时，这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从那时开始，更多的工作被完成了。特别是犛狋犲狏犲犛犿犻狋犺所作的研究，从我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他主要关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十年中出现的谣言和传闻。笔者认为口耳相传——不管我们称其为谣言或者别的东西——是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还认为，理解地方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层面，对当时人和历史学家来说，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禁止谣言的流传反而会带来更多谣言，因此研究此类大规模的社会传播行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本书中，笔者也对此类故事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给予了关注。笔者相信，这些叙事结构或模式过去能、现在依然能广泛而迅疾地传播，因为它们建立起并建立于更大的叙事和实践的基础。令笔者感到惊奇和兴奋的是，这意味着，追踪西方有名的“小红帽”的故事（夏尔·佩罗的版本及其更早的口头版本）及“狼与七只小山羊”（格林兄弟的版本）等，可以展现中国口头故事传统的重要性。同样地，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以及可能过多的篇幅讨论的不同故事的背景都显示，它们在一个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相反地，尽管这些故事在现代读者面前第一次出现，但它们实际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叙事。

　　理解口头文化的命运远远超出了社会史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范畴，因为讲故事是人类互动的基础。所有的知识和信息，无论情况好坏，都会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传播，而非现代学者———比如笔者自己———喜欢制造的抽象符号系统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理解由宗教驱动的叛乱的根源非常重要。这些叛乱经常伴随着各种谣言，比如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世界末日性质的大灾难即将降临等。对盗贼侵扰和入侵的恐惧一类的谣言，跟本书选择研究的更加荒谬的谣言相比，有很大区别。笔者或许在将来的发表中将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个笔者没能好好处理，或者说，一个至少笔者意识到却未能处理好的问题，是勾画出这些故事产生巨大恐慌的特定历史语境。进一步的研究使其变得可能，但笔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毕竟，原始的文献并不能揭示所有细节。不过，笔者希望自己是错的。研究更多的例子，发现更多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推动口头沟通的研究。

　　总之，笔者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像笔者欣喜地写作此书一样，欣赏本书。笔者写作此书是基于对口头文化重要性及其威力的深信，希望对这一领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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