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_李鸿雁_9787516197547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试图对唐前叙事诗进行系统的梳理。确定叙事诗的内涵，分析叙事诗产生的原因以及《诗经》、《楚辞》、汉代、魏晋南北朝等不同阶段的唐前叙事诗的基本情况。在历时上，顺着历史的足迹，围绕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唐前叙事诗所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唐前叙事诗及其历史背景公正、全面的考察，将中国唐前叙事诗的内在理路细致而真切地还原在一个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线索之上，并使这种历史阐释的描述，有一个吻合历史内在理路的清晰脉络，来描述与把握唐前叙事诗的演进轨迹。在共时上，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模式上总结中国唐前叙事诗。

　　在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中，学术界有一种似乎已成共识性的倾向，即套用西方叙事诗的模式和学术界定，认为中国传统的古典“叙事诗不发达”。对于这一结论正确与否在此不作讨论，我们这里要阐述的是中国早期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式“叙事诗”的传统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绝不是这篇小序能够说清楚的，只能简单地谈点并不成熟的认识。
　　说到中国式“叙事诗”，人们自然会想到在我国已经整理出版的纳西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白族、瑶族、拉祜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保存下来的非常古老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等几十部长篇叙事史诗。这些长篇叙事史诗虽然其文本记录整理的年代并不特别古远，但和古希腊、古印度等的长篇叙事史诗的性质、模式有着太多的相似或相同之处，而其故事发生的时代或更加幽远神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汉族的先民也必然有过这样的口传长篇叙事的“史诗”，但是由于这一族群较早地进入了“知性”时代，也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颛顼“绝地天通”的传说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组织就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得到整合，各部族的长篇叙事“史诗”也被逐渐消解，到了文字广泛使用的商末周初时期，由于周王朝封建国家的建立，只有《生民》等讲述姬姓周族祖先故事的史诗以祭歌的方式才得以较多地保存，而像《诗经·七月》等篇幅较长的纯生活叙事诗也已经很少，大量的是短篇叙事诗，从而就形成了汉族叙事诗的特有传统，而历史记事则由已经发达起来的《尧典》等记事文和《纪年》等国史所承担，叙事和叙事诗也由此分野。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叙事诗受到诗自有形式的限制，其记事功用自然受到了弱化，而情感表达则成为其基本功用，而诗歌固有的叙事性在先秦也不可能完全丧失，这在《诗经》《楚辞》中仍可清晰见到，并且后来的汉乐府、魏晋南北朝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唐代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都表现出了中国式叙事诗“一诗一事”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对于完整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史而言，叙事诗仍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样式，也形成了中国叙事诗的独特存在形式，只是我们在较多地接受了西方范式和话语系统后，对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成为一个相对单薄的领域。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是中国叙事诗史、中国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成就和历史文化内涵。鸿雁博士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一书，从文学史论和学理两个层面对这个时期的叙事诗进行了梳理总结，既有历时性的深入考察，也有共时性的系统观照。在准确把握中国式叙事诗内涵的基础上，顺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轨迹，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叙事诗产生的原因及基本情况做了较为深入的历时性研究，围绕各个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综合考察，比较准确地总结了各个时期叙事诗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轨迹，具有明显的文学史论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叙事诗的整体发展做了共时性的研究，力图从叙事模式上总结各个不同时期叙事诗的共性特征，揭示中国式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表现出深层的学理上的思考和总结。
　　叙事诗研究首先面对的是什么是叙事诗，叙事诗的起源与叙事诗的基本特征问题。本书通过金文、《周易·卦爻》及后世的典籍，探究叙事诗的起源，进而界定叙事诗，并对叙事诗的特征作出理性的阐释，然后按照时代剖析叙事诗的历史脉络及主要特征。先秦叙事诗以《诗经》《楚辞》为标志，在《诗经》与叙事史诗和短篇的探讨中，首先对《诗经》史诗论争加以总结和研究，确认史诗的存在，并探究周人史诗与先周历史的关系，总结史诗的叙事模式；然后考察了《诗经》中的叙事短篇，总结《诗经》的叙事模式；在《楚辞》与神话叙事诗的考察中，探究神话叙事诗的起源、神话叙事诗的意义与价值。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
　　四语言质朴、叠句对称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①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言说，“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我们在梦中说。我们总是在说。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我们也总在说。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某项活计，或者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在说。我们总是不断以某种方式说”②。语言是我们认识诗歌的重要物质载体。先秦叙事诗的语言质朴无华，从四言向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发展。原始歌谣适应着劳动的节奏，以二言的形式，用简练的语言和单纯的形式反映原始人的生活。、这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不仅物质不发达，精神方面也相对滞后，就连精神的载体语言也处于蒙昧时期。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还没有社会分工，所以也没有专门从事创作的文人，大多为集体创作，才会在语言及艺术技巧上略显粗糙。先秦时代叙事歌谣语言稚嫩，质朴无华，字数无定规，或两字，或四字，或杂言，无一定之规。发展到《诗经》时代，在语言的使用上，尽管依然简洁通俗，质朴无华，但每篇都由若干章节构成，每一章节都已经非常的齐整了，以四言为主，配以较少的杂言，清新流畅，回环往复，重叠复沓，讲求形式完美对仗，这无疑对语言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开始修饰词句，运用一连串的动词和象声词来叙事。战国时期的叙事诗在句式、结构、语言等艺术形式上都有变化与发展。在句式上，突破《诗经》时代整齐划一的四言，变成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多种句式相结合。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等虚词，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在方言人诗的同时，讲求技巧，绘饰文辞，战国时期的叙事诗开始走出简朴的原始风貌，辞采绚烂、流光溢彩。
　　戴密微为《中国古诗选》撰写的长篇导论《中国古诗概论》里说：“人们采用只有二十个音节的四行诗的形式是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诗篇的。……然而，这些音节中的每一个音节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它宛如变化多端的胚胎一样，是一个充满着辐射性涵义的语言单位。它能够在听觉上和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是用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的图画似的文字写出来的，它的发音含有能在韵律上发生作用的音调的变化；它能通过一些以继承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心理重心去触及美学上的敏感性，而我们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却不能使人产生这种类似的心理重心。所以，近三千年来，一个最平凡而又最灵敏的民族能够用这种诗歌来沟通感情，她把这种诗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现。她依靠这些诗歌营养而获得新生；她在诗中寻找鼓励和慰藉，追求一种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的心摇神荡的境界。”马塞尔·葛兰言也说：“在这种歌谣中，我们看不到可以显示一个作者的艺术才能的文学手法。艺术在这儿都是自发的：诗人不注重语言技巧的运用；至于隐喻和比较，可以说很缺乏：对事物的描绘常常是平铺直叙。当然，简洁形象的运用和纯真感情的抒发给作品添了诗歌魅力，但这种手法不是艺术效果，不是有心地建立起来的，缺乏一种自觉性，它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结果而已，可谓‘缘事入诗一成不变’，人们无法觉察相近词组的牵引线索，是句型、词序、反语使读者感到事物的关键所在；我们并不觉得这是有意而为的句子。有时通过某些虚词的重复，就达到了对称的效果，这可说是最高的技巧。然而，这真是技巧吗？那些本来就是自然对应的词句，难道就不应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诗句中吗？两种很相似的思想本应用在平行句型中：词组的平衡，自然产生于事物的对称；形象的两两组合无疑产生字句的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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