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第一届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的形式，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等单位的青年学者开展了中国天主教历史的专题研究，国际上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专家、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主题演讲。《宗教与历史5：晚明以来的天主教研究》将此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希望得到关心这一领域知识进展的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晚明以来的天主教研究，为明清天主教历史与汉语神学、文本与跨文本诠释、信仰与地方历史叙事、教案研究、综述几个板块的对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之研究。
在中国的基督宗教历史研究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天主教早在明末清初就通过耶稣会利玛窦等人的努力逐渐在中国传教，基督新教则在*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才开始在中国传教。要讲先来后到的话，新教要比天主教晚来了好几百年。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晚来的新教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早来的天主教则被冷落了很长一段时期。除了别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语言问题，因为大多数中国学者受过英语的训练，能利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教会资料，而很长一段时期，能掌握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语言的学者比较少，恐怕现在懂这些语言的人还是很少。另外，还可能与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要比中欧之间起步早，也比较频繁有关。
实际上，明末清初以来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在中西文化相遇历史上，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宗教的相遇，而且是中国和西方在人文知识及科学知识有意义和有成果的相遇。而由徐光启代表的读书人则成了当时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西学通过传教士知识分子的著作、机械、绘画、建筑、音乐等一度给路径依赖下缺乏新鲜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东西。另外，就天主教的传播而言，这种被嵌入的新宗教，深刻地改变了儒释道三教支配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也为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国人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差序格局带来在虔敬上帝名义下的新的社会团体。不仅如此，天主教的输入还对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在清代的天主教治理中，传教与信教从合法到非法再到合法的演变，其中也包含了值得深思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因应宗教问题的历史体悟。
正其如此，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在欧洲，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一直是其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如鲁汶大学的钟鸣旦、杜鼎克教授之外，位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南怀仁中心则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圣母圣心会在中国传播史的机构，曾出版了几十卷本的论文集，还曾于2009年在北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作举办了“中国基督宗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又开始把一些著作译成汉语，以方便中国学者利用。如果说，在新教历史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已经比较多地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中，那么，在天主教历史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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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飞亚，文学院教授，近年获教育部、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肖清和，博士，历史系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项目等多个项目，发表论文多篇及著作2本，主要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
主题演讲
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
明清天主教历史与汉语神学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内容、特征与价值
承嗣与开新——从“沙勿略方针”到“利玛窦规矩”
印票与康熙晚年的禁教之争
汉语神学中的克罪灵修：以《七克》为中心
文本与跨文化诠释
天主教东传与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构——以“敬天”思潮为中心
清初传教士敬天学初探——以《古今敬天鉴》为中心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拴释及其意义——以利安当《天儒印》为例
信仰与地方历史叙事
神迹故事与晚明天主教传播中的信息失真——以《口铎日抄》和《励修一鉴》为例
蔡伯多禄事考
一个地方儒生的信仰故事——福建天主教徒李嗣玄与艾儒略的交往过程及其思想转变
耶稣会士艾儒略与明末士大夫交游新证
“贞”与“性”的纠结：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以乾隆年间福安教案和苏州教案中的贞女（1746—1748）为中心
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天主教因素溯源
教案研究
清朝中后期“给还旧址”案研究
制度、人脉、个性——南昌教案交涉的潜流与晚清政治史的视野
人际、党争与教案——从《黄嗣永帛书》看早期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
耶稣会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实践
被遗忘的“公教作家”李问渔——李问渔著译考及研究现状初探
综述
“文本、叙事与历史：上海大学第一届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综述
传承与更新：最近10年来汉语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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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历史5：晚明以来的天主教研究》：
二、权责归属
按照清朝制度，内务府及宗人府、理藩院等中央机构均不用汉人，这3个机构也正是清朝区别于明朝新设的中央官署。康熙将印票由内务府颁发给西洋教士，撇开专司“五礼秩叙，典领学校贡举，以布邦教”的礼部，是基于视欧洲传教士为“皇帝的自家人”的考虑。内务府官给发各种印票由来已久。比如清代会典记载，内务府“原定炭军出口烧炭，每年工部给票三百纸，于八月内缴销旧票，换给新票。盛京居住砍伐木槽箭杆匠人，每年户部给票八十四纸，于二月内盛京佐领委官赍缴旧票，换给新票”。据此观之，所谓传教印票只不过是内务府所颁发各式印票的一种，各种印票功能各异，分别对应相应的中央职能机关。按理说参照同时期内务府其他种类印票，颁发西洋教士传教印票应先通过议政王大臣议准，再由内务府转咨礼部签发，程序至少要经过与礼部的会商方具有效力。从议事程序而言，传教印票事关重大。那么所谓的传教印票为何不由礼部颁发？奏议为何不直接交付礼部，而是由议政王大臣商议，并经内务府发票通行？
首先，顺治以来内务府一直是与西洋传教士关系最为紧密的中央官署，特别是康熙基于对内务府的信任，促使内务府最终成为掌管给发传教印票的专门机关。通过分析康熙晚年西洋信息渠道及事由可以发现，康熙皇帝关于西洋人的信息主要通过4个渠道获得：在京教士、养心殿、武英殿和广东督抚，即通过与在京教士的直接往来和其他中央机关或地方官员间接探取两种。其中间接渠道主要依靠供职内务府武英殿、养心殿的官员以及广东地方督抚。当时武英殿、养心殿官员主要有赫世亨、李国屏、赵昌、和素、王道化、张常住、伊都立等7人；广东地方督抚则有总督赵弘灿、杨琳，巡抚满丕、法海等。广东督抚往往负责奏报并遣人伴送新来西洋技艺人进京，同时搜集有关西洋、西洋人的讯息。而内务府武英殿、养心殿官员则充当康熙与西洋人之间的媒介，上达西洋人往来、著述等讯息，下传康熙皇帝之朱批谕旨，同时还监管在京尤其是供职于武英殿、养心殿内的西洋教士。其中赵昌、王道化充任养心殿总监造，赫世亨、和素、张常住、李国屏、伊都立等5人均官至武英殿总监造。以被洋教士苏霖誉为“中国教会的功勋元老”的赵昌为例，他本系顺治帝随从中一名一等大员之子，曾为康熙最早的侍童，徐日升1691年致视察员信中说道：“目前我们得到的一切好处多亏了这个人，因为20多年来，我们的事情都是由他在皇帝面前经办的。”赵昌与耶稣会关系尚可，与耶稣会士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等有过往来，但与传信部直属传教士关系很不好。马国贤回忆录竟称雍正拘捕赵昌：“这就是著名的赵昌的下场，他是铎罗枢机主教，和所有天主教的公敌。”入清之初，汤若望利用顺治朝皇宫出入之便，苦心经营同御前侍卫、内务府的关系，使得内务府成为清初官僚系统中继钦天监之后又一个近西学的中央官署。至康熙年间，内务府甚至成为联结皇帝与洋教士之间最重要的渠道，也是同时期所有中央官署中与洋教士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机构。为此，康熙将颁发西洋教士传教印票之事交付内务府，而非专司其职的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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