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套装上下册）_[瑞典] 喜仁龙著_9787218112985

　　1921年，喜仁龙得到民国总统特许，考察了民国政府驻地中南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进入故宫实地勘察和摄影。本书正是这次考察的精华集锦。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原名《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首版于1926年。收录了14幅建筑绘图，300余张照片。全面展现了紫禁城的城门、角楼、殿宇等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如实记录下了中南海、北海、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原貌。

　　下册原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首版于1924年。收录了十余万字工程勘察记录，50余幅测绘图，详细考证了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构造和历史变迁，并附有130余幅极具艺术性和视觉震撼力的照片。这是现存记录老北京城墙和城门很翔实可靠的文献，更是后世学者无法超前的巅峰之作。

　　回望老北京

　　当下的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喧嚣、拥挤、行色匆匆；那个宁静、优雅、文明，慢节奏的老北京却渐行渐远，人们甚至没有机会，更没有可能再回望那消逝在远方的老北京背影。有机会阅读约一百年前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是一种美的享受，也让人生出不少感慨。

　　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著名美术史家，1879 年生于芬兰，后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一度任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对西洋近代美术史有精深研究，著述颇丰，享有世界声誉。1916 年起，相继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一些名校讲学。1920 年起，数度来华访问，并深深爱上了古老的东方艺术，由此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1929—1930 年）、《中国花园》（Gardens of China，1949）等。这些作品不仅向世界介绍了古老的中国艺术成就，而且对中国文明某些侧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其对北京城墙、城门、皇宫、园林的研究，至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记录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喜仁龙对北京皇宫、城墙、城门的研究，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机缘，除了本书前言提及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最主要的是喜仁龙得到了那时中国政府，尤其是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宣统皇帝及其皇后的热情帮助。中华民国内务部给予喜仁龙特许权力，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民国政府重要的办公地中南海，并在溥仪夫妇陪同下考察紫禁城内许多建筑物。这些只有皇室成员才可能使用的寝宫，此前不曾有外人进入，更不要说外国人了。喜仁龙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甚至圆明园那些断墙残壁建筑物、皇家园林，过去不曾或者很少被人拍摄过，这是喜仁龙给中国文明留下的最重要的影像记录。

　　喜仁龙非常珍惜中方的热情帮助，他利用当时最好的记录手段，给古老的北京留下了数百幅重要历史图片，以及大量考订文字。他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北京城市史研究泰斗侯仁之先生谈及喜仁龙的贡献时说：“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察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喜仁龙笔下，老北京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美不胜收，是世界都城建设中的典范；它融汇中西，又极具中国特色，让观察者一眼望去过目不忘，而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是北京，而不是与世界其他首都雷同的一个大都市。

　　然而，让喜仁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记录这些世界瑰宝之后不过半个世纪，这些人间奇迹竟然消逝了。从大历史视角看，这个历史性损失，是多少发展都换不回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国内外知识界有无数讨论，但我们依然无法从这些争论中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从历史的观点看，不论北京的历史上溯到哪里，但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主要还是到了 10 世纪之后北方游牧族群崛起。游牧族群南下，中原王朝阻断，经过几百年僵持、拉锯，至蒙古人崛起，游牧族群政治重心不断南移，北京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至朱元璋那一代英雄起兵反元，中原王朝政治重心渐渐地也由南而北。一个全新的北京渐渐在金中都、元大都附近兴建，至明代中晚期，后来世界闻名的北京大致成型。满洲人入主中原，仍接续朱明王朝将政治中心留在了北京，皇宫、皇城、内城、外城，也大致延续明朝架构予以增减、修补，并没有在框架、风格上做很大调整，清朝人很谨慎地守护着这笔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化遗产。

　　清中期，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中国也没有如后世所想像的那样拒斥西方。伴随着中国经济在 18 世纪的增长，清帝国利用经济增长在北京修筑了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圆明园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实物了，但从各种历史文献中可以体会，这是一个真正容纳中西文明因素的尝试。因为是尝试，这个巨型建筑群并没有贸然在已成型的北京城里施工，而是谨慎地在老北京外面很远的地方选址。这一点对后来尤其是 20 世纪中晚期、21 世纪初期北京几次发展机遇应该具有启发意义，但不知为何，后来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人对此进行相关研究，没有建议决策层在推动发展时，注意新旧区隔，注意新旧建筑风格的协调，不仅要发展新的，也要注意保护老的。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外国因素在北部中国风靡，天津已经成为北方最洋气的现代城市，其西化程度在很长时期内一点都不比南方的广州、上海，甚至香港弱。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尽管欧风美雨已经吹到了渤海湾、大沽口，晚清政府并没有贪婪地将这些因素引进京城。晚清、民国早期，相当一部分达官贵人将天津视为最具生活情趣的现代城市、北京的后花园，他们可以风尘仆仆往返于京津之间，但绝不让一个古老的北京因欧风美雨弄得不伦不类。这一点，不仅清朝统治者坚持下来了，即便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继续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大致依然坚持了这个原则，让北京的轮廓、风格大致不变。我们看北洋时代北京城里增加的新建筑，他们一方面不敢破坏北京城区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不敢在建筑样式、风格上喧宾夺主，更不敢以发展的理由，毁掉几百年的有形建筑。

　　北洋时代结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变成了北平，这对北京来说是历史发展的低谷。但从城市风格、文明传承角度而言，低谷时期的北平，建设少，破坏也少，1928—1937 年十年间，北京留下的值得注意的建筑寥寥无几。

　　1937 年之后，北京成为沦陷区。日本人曾一度规划北京，虽然我们今天反对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日本人那时提供的北京发展方略，也必须承认日本人的严谨，不苟且。他们不是在北京已有框架里加减，而是像清代中期接纳西方时那样，大手笔在老北京之外开建一个新北京，注意新旧协调，注意生活方便。

　　从这个大思路回望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我们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就是既要维护传统，又要开出新路。他们在西部城区开建新城的想法，与清中期修建圆明园，与日本人规划新城区，具有相通的学理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政治领导人放弃“梁陈方案”，而选择了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重组新北京的方案呢？对于这个历史性困扰，学术界这些年已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说得都有些道理，但有限制与不足。我能提供的一点思考，就是当时各派都没有弄清究竟应该怎样给北京定位。新政府希望北京是一个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的新型首都，因而北京后来有超大型的钢铁厂、化工厂，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当然还有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政务系统。

　　这个方案的局限性在于，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分工的重要性，不知道明清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究竟是怎样与外部协调的。我们看到，明清时期，北京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是不事生产的消费都市。北京所需要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外面调运，因而先有运河，后有海运，直至后来的铁路。为什么那时的北京不主张建设一个“全能城市”，实现自我供养呢？这里面一定有其道理。再比如，在晚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大港，超大型商业中心，北京为什么没有与天津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呢？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区域分工问题，有个效率优先原则。

　　所谓区域分工，如果我们看晚清会发现大直隶与今天我们说的“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意思。直隶总督府并不是设在北京，先是设在保定，后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相当一部分外交事务而移驻天津，依然不是移驻北京。晚清政治格局中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北京尽管不洋气，但最有文化，舒适、宁静、温馨。北京不是大而全，也不是小而全，而是尊重分工，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只承担着政治的单一功能。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不方便生活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未来发展的路还很长，北京怎样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不犯历史上同样的错误，还很值得研究。

　　老北京已成为往事，温馨的回忆，大约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这是我愿意推荐喜仁龙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的原因。这也是沈弘教授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最新的一种，借此向沈兄以及出版策划赵省伟兄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读者提供了一本极具内涵的好书。

　　马勇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

　　紫禁城

　　北京的宫城（紫禁城）是一座几乎呈正方形的城池，从北至南长约一公里多一点，从东到西长 786 米。它被一条宽阔的护城壕和七米多高的宫墙围住。宫城、宫殿和小巷的外墙都被涂成了红色或粉红色，但这并非是把它称作紫禁城的原因。按照微席叶先生的解释，“紫禁城”这个名称中的“紫”是来自对北极星的文学引喻。皇宫被认为是整个世俗世界所围绕的中心，正如北极星是整个天体星空的中心那样。北极星在中文中的古称为“紫微星”，据说秦、汉时期的皇帝们所建造的各种古代宫殿，都是按照北极星与北斗七星的位置来设计和建造的。

　　紫禁城的外墙有四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洞和一个城楼。两个主要的城门位于南墙和北墙的中部，分别形成紫禁城中轴线的两端；而东墙和西墙的两个城门则要离南墙的城角更近一些，以便使人们在进入上朝和举行典礼的三大殿（它们全都位于紫禁城的南部）时更加方便一些。紫禁城的四个城角都建有雕梁画栋的角楼，它们翘角的屋顶倒映在平静的护城壕水面上。

　　紫禁城的朝向，与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那样，是以南北为中轴线的，其主要建筑的正面和所有宫殿的大门都是朝南的。按照这一朝向和规划，紫禁城被分为三段，中段最为重要，因为它包括了举行典礼和主持朝政的三大殿。中段的四周有相当高的宫墙，墙内还有开放性的走廊，并进一步分为南部的外朝和北部的内朝，而内朝又以横穿的宫墙分割为更小的庭院。中轴线在紫禁城外继续往南延伸，穿过一个用墙围住的长庭院或走廊，直达作为皇城（即围绕宫城而建的庙宇和衙门）南大门的天安门。以前这一中轴线还有另外一个延伸部分，后者将天安门与北京城的南大门（即前门）连接起来。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够从前门这个城市的正门进出，但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前门外的空间被清理了出来，而前门本身也得到了修整，具体的修整方式请参见我的另一本书——《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宫城中段的东面和西面部分被南北走向的小巷分割成众多的小庭院和一排排的宫苑。这些宫苑大小不一，因其用途和重要性而定。最大的宫苑里有大树和花园，而其他的宫苑则被分为一进进带有寺庙和祠堂的庭院，或是内廷的办公场所、档案馆、仓库、戏院，以及皇帝、皇后和皇族其他成员们的寝宫，或众多侍臣、宦官和各类太监、宫女的住宅。几乎无法说清楚所有这些建筑的确切用途，尤其是因为它们位于宫城内外人无法涉足的部分，并且从未被完整而详细地标注出来，其中的一些将会在下面提及。当我访问宫城内廷时，有机会对位于西北部皇帝寝宫周边的许多庭院和一些寺庙和花园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但是对于东北部过去由皇妃居住的部分则所知甚少。

　　外廷的三大殿现在已经对公众开放，但一般来说，来访者不能够从南面的午门进入紫禁城，而要走西华门和东华门。天安门的五个门洞跟清代那样，平时也是关闭的。然而观察宫城的最佳角度仍然是从天安门和午门进入紫禁城，因为按照逻辑思维，宫城的整个规划就是让人从南面来瞻仰皇宫的。在天安门的外面有两个用汉白玉雕琢的石柱，柱子上装饰着盘龙穿云的浮雕，石柱的顶部还有两只颇似云朵的翅膀。它们被称作华表，据说是用来引导皇帝所走的路径，或者是皇帝贤德的象征。

　　从天安门到午门那一段长长的空地过去有时被用来检阅军队，它被另一座名为“端门”的高大城楼分割为两半。从端门到午门的这个庭院可以从两边的阙右门和阙左门进入，那些到午门侧翼的清廷内侍部门来办事的人可以从这两个门进来。在这个庭院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不对普通人开放的太庙和社稷庙。午门是宫城中最大的城门，它包括位于中间的墩台和门楼，以及左右两侧的阙亭。它们被称作五凤楼，似乎是指汉朝和唐朝的皇帝们在长安皇宫门楼及两侧塔楼顶部安装的凤鸟（一种有羽冠的雉鸡，通常被错误地称作凤凰）。

　　午门的设计规划是一个开放型的长方形建筑群，它两翼的阙亭向南突出，其四个终端形成一种棱堡，在那上面又盖了重檐攒尖的方亭。方亭下面的廊庑将这些亭子连接在一起，也把它们跟中间的门楼大堂连在了一起。门楼分为两层，面宽九间，其北面的整个外观长约126 米；两翼阙亭的全长约为 92 米。三个巨大的拱门穿越了下宽上窄的午门城墙，其底部厚达 34 米。这种结构给人以壮观和坚实的印象。午门是宫城里最像堡垒和最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

　　午门大型中央门楼的内部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堂，分为一个中殿和两个侧廊，前者有花格镶板的天花板，后者则有开放式的屋顶。墙壁是砖砌的，外面涂了灰泥，粗大的柱子有一层厚厚的漆保护，并且被涂成了鲜亮的朱红色。屋顶上铺设了黄色的琉璃瓦，屋脊的两端装饰着鸱吻（一种形似猫头鹰的装饰品），在上屋檐的岔脊上还有镇瓦兽鬼龙子（一种既像鬼又像龙的神兽）。下屋檐的屋脊一直延伸到支撑上屋檐的支柱处，下屋檐遵循上屋檐的建筑原则，就连岔脊的曲线也是一样的，但没有任何山墙，屋檐的四个岔脊上也都饰有镇瓦兽鬼龙子。

　　从中央大堂伸展到两翼阙亭的廊庑里装有一口大钟和一套锣鼓。皇帝穿过午门的时候，大钟就会被敲响；假如他是去太庙献祭，锣鼓也会齐鸣。当满朝大臣齐聚紫禁城举行某些大典的时候，钟鼓也会被同时敲响。午门的前面，与其他城门和大殿前一样，设有一个日晷和一个嘉量，它们象征着皇帝具有太阳般识别永恒规律的天赋和公正衡量每个人才华高下的能力。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午门是“顺治四年（1647 年）皇帝下敕令重建的”，但在同一本书的另一章中又记载，午门是在嘉庆六年（1801 年）重建的。 ① 这后一个“重建”也许并不像前者那么彻底；这个纪念碑式午门的基本部分可被视作在清代初年建造的，它跟建于明代的宫城正门应该是十分相似的。

　　从午门的墩台上，人们可以对宫城的前朝一览无余，后者向北展延 600 米，直至乾清门。贯穿前廷太和门以南的那个庭院及北面门廊的金水河自东往西形成一条曲线。河上雄跨五座汉白玉桥，桥上的白石栏杆雕有龙云纹望柱。它们象征着中国哲学中的五德和五常。一条用汉白玉铺设起来的笔直道路从中间的那座御桥上穿过，通向太和门。太和门前有一对巨大的铜狮子守卫，还有两个汉白玉的雕塑，一个是按放大尺寸复制的存放给皇帝奏折的禀帖盒，另一个是复制的存放皇帝玉玺的石印盒。跟其他所有的中院大门一样，太和门只为天子一人而开，其他在太和门前候朝的文武百官只能够走边门，文官走东面的昭德门，武官则走西面的贞度门。

　　太和门建在被雕有龙云纹望柱的汉白玉石栏所围住的汉白玉基座上。有三个阶梯通往汉白玉基座之上，中间那个阶梯的中央绝大部分都覆盖了一层刻有精美龙凤和祥云浮雕的斜坡。这是专供皇帝上朝的阶梯，皇帝坐的轿子就是从那个斜坡上被抬上去的，而他的随从则只能走边上两个阶梯的 28 个台阶。所谓“门”，主要是指一个开放式的大厅，进深三间，面宽九间，大厅的背面是封闭的，只有几扇门可供通行。太和门正面长度为 50 米，门下整个基座的长度为 55 米。高大的柱子撑起了重檐庑殿顶，屋檐的翘角显得又高又远。这一建筑的庄重感主要有赖于它的美观的结构、汉白玉基座、开放性设计及升腾在开放性柱廊之上的大屋顶。

　　太和门在明代被称作皇极门。按照《大清会典事例》的说法，它是在顺治二年（1645 年）改名为太和门的，并且在光绪十三至十六年间（1887—1890 年）慈禧太后任上进行过重建。重建一定是在严格按照此前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顺天府志》中对它的描写完全符合它目前的结构：

　　太和殿有十根柱子和三个大门；它的前后均有三出陛的阶梯，在汉白玉基座的左右两边也各有一个阶梯。太和门的重檐很高，而且门前门后都有汉白玉的栏杆围住。门前还有两只铜狮子和四口古老的铜鼎。

　　太和门的主体结构跟午门相同。大堂内厅可分为两个大的中殿和两个侧廊。有一堵墙把北面的那个中殿跟大堂的其他部分隔开，但墙上有三个大门。大堂的南面是完全敞开的，因此透过两排柱子，可以看到整个庭园的全景图。

　　从太和门到太和殿的距离是 180 米，但由于庭院过于空旷和两边低矮的廊庑过于单调一致，所以看起来似乎距离要更远一些。太和殿是三大殿中的第一个大殿，建在一个被称作“龙墀”，并有三层阶梯的汉白玉台基上。这个台基的设计就像是一个无头的双十字架，整个建筑的轮廓在这大殿的前后形成了一系列的直角。由于这三层台基均被雕有精美云龙云凤花纹的汉白玉望柱的石栏杆所围住，所以整体效果显得十分富丽堂皇。通往台基之上的三陛阶梯与我们在太和门前所见过的三陛阶梯十分相似，但是太和殿前的阶梯要宽阔许多，而且是随着台基的上升阶梯分成三段，给人以高不胜攀的感觉。中间那个阶梯的中央部分被做成了一个刻有精美蟠龙翻腾于流云和海浪之上的巨型浮雕的龙陛；左右两边的阶梯上也装饰有代表各种神兽的浮雕图案；前后三陛阶梯之间还放置了 18 口大型铜鼎，以代表唐代之前的各个朝代皇宫里都有的著名九鼎。在台基的丹陛上，人们可以看到两只大铜鹤和两只铜龟，这些动物经常被当作长寿的象征。再往后，在大殿的两边，有四个巨大的鎏金铜碗，据说只要在碗内倒上油和放上浮动的灯芯，便可以将它们当油灯使用。太和殿在明代时被称作“皇极殿”，而且按照《顺天府志》的说法，它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建造的。“太和殿”这个名称是在顺治二年（1645 年）才起的，似乎这个大殿也是在这同一时期进行重修的。另一次是康熙八年（1669 年）下令重修的，但按照《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说法，直到康熙三十四至三十七年（1695—1698 年），这一重修工程才得以完成。乾隆三十年曾经又翻修过一次；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任内，大殿的一部分又重新彩绘了一遍。

　　太和殿是在中国新年、冬至和万寿节举行大典的地方，大殿里仍然保留着置于高台上的皇帝宝座，有三陛阶梯通向上述宝座。大殿里还有各种装饰性的大家具，如花瓶、香炉、青铜制和景泰蓝的祭器、华丽的乌木屏风、雕刻精美的红木橱柜和椅子。然而这个大殿平时很少被使用，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 1918 年庆祝一战停火，才会被启用。把它改造成中国资政院会议大厅的计划幸亏迄今仍未被执行。太和殿的内厅面积为 1500 平方米，长 50 米，宽 30 米。内厅的两边已经除去了三排柱子，每排八根柱子，大殿的后面部分被墙壁所隔开，而最前面的侧廊也被设计成了开放性的门廊。整个大殿的设计是长 64米，宽 35 米，中间是一个宽阔的中殿，两边是逐渐变窄的侧廊，两面的面宽都是 11 间，正如前面的门廊所示，因为它占据了整个大殿的长度。门栏中央开间的宽度为 8 米，其他10 个开间的宽度均为 5.5 米；将最边上两排柱子也包裹在内的墙壁厚度约为 1 米。

　　中和殿位于太和殿与保和殿的正中间，它的“龙墀”要比太和殿的狭窄一些。这是一座单层四角形的建筑，它的每一边都被五开间的廊柱所环绕，上面则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单檐四角攒尖屋顶。中和殿的每一边长 16 米，其台基的每一边长 24.5 米。内殿的四根大柱子用于支撑屋顶，并将内殿分为三个开间。中央开间有一个低台，上设皇帝的宝座及作为其背景的一副装饰性屏风。天花板上有花格镶板的藻井。中央开间两面都开着门，朝南的在正面，边上的两个开间也可以打开。过去皇帝在去太和殿参加大典之前，总是要先来这个殿休息的，皇帝在太庙祭祖时所念的上谕也是在这儿准备的。每年总有一次，皇帝会来这儿检查农具和这一年要种植的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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