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官修传统方志体系完备，种类齐全，私纂特殊方志异彩纷呈，内容广泛，是研究陕西区域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清修陕西地方志也不乏学者名儒的广泛参与，毕沅抚陕期间，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在整理校刻《三辅黄图》、《长安志》，编纂《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等陕西地方文献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并罗致人才修纂陕西方志，幕僚洪亮吉、孙星衍、严长明、钱坫、吴泰来等学者受其影响或经其推荐，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陕西方志的修纂工作，成就了（乾隆）《淳化县志》、（乾隆）《三水县志》等名志。嘉道时期，严如熤、陆耀通、董祐诚及著名回族学者蒋湘南等承乾隆名儒修纂方志之遗风，先后参与了多部陕西方志的修纂，成就了（嘉庆）《汉中府志》、（嘉庆）《长安县志》等名志。清代学者名儒积极参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成就斐然，贡献颇大，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修志主张在所修方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陕西地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多科学出版社服务，请扫码获取。
地方志既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是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学术、物产和民情风俗的综合性资料，是研究区域历史、地理及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我国地方志的修纂历史悠久，数量浩繁，其中清代又是地方志修纂的全盛时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超前代。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地方志5685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总数的70%，其中不乏名志佳乘。陕西作为清代开始修纂方志较早的省份之一，不但数量居于全国前列，而且由于学者名儒的广泛参与，质量上也可圈可点，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此外，就目前陕西省各大图书馆馆藏古籍而言，清代地方志允为大宗，这些地方志是反映清代陕西各地自然景观、人文状况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文献，是研究陕西区域历史文化最直接、具体的资料，整理、研究并利用这些方志文献无疑是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
对我国地方志的整理与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展开，在陆续整理出版旧志的同时，也出版了大量关于方志研究的论著。朱士嘉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等工具书为学术界研究地方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及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成立，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新志的编纂当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旧志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各地馆藏旧志先后编集了目录，一些重要或罕见、稀见旧志也陆续点校或影印出版。就方志研究而言，虽然出现了诸如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黄燕生《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等论文和专著，但总的来说，研究的重点仍在旧志的整理出版和新志的编纂及体例、方法等内容的探讨方面。具体到陕西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以来，旧志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得不到重视。
王雪玲，女，1965年生，陕西泾阳人，198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攻读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师从黄永年教授，1991年毕业留所工作。2003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贾二强教授，2007年底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涉及历史文献学、唐代历史文化、方志学、清代学术史等，先后在《文史哲》、《南开学报》、《史学月刊》、《厦门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南村辍耕录》等古籍整理著作5部，学术专著《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获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并完成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编纂》（2009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丛书编纂与学术变迁研究”（2013年）。
目录
丛书总序i
前言v
第一章清代陕西方志修纂概况1
第一节清修陕西地方志的数量2
第二节清修陕西方志的历程4
第三节清修陕西方志的种类与名称18
第四节清修陕西地方志的质量与价值24
第二章学者名儒与陕西方志27
第一节学者名儒修纂方志是清代的一大特色27
第二节学者名儒修纂陕西方志集中在乾隆朝25
第三节嘉道朝是学者名儒修纂陕西方志的延续38
第四节学者名儒在陕西方志修纂中的作用及影响40
第三章孙景烈与陕西方志43
第一节关学传人孙景烈43
第二节孙景烈与陕西方志的修纂60
第四章毕沅与陕西方志66
第一节毕沅其人66
第二节为政陕西，造福三秦70
第三节整理编纂陕西地方文献78
第四节毕沅与陕西传统地志的修纂83
第五章洪亮吉、孙星衍与陕西方志93
第一节洪亮吉与陕西方志93
第二节孙星衍与陕西方志117
第三节洪、孙同纂《澄城县志》128
第六章蒋湘南与陕西方志135
第一节蒋湘南其人135
第二节蒋湘南与陕西的不解之缘137
第三节蒋湘南与陕西方志142
第七章其他学者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152
第一节严长明与《西安府志》152
第二节严如熤与《汉中府志》160
第三节钱坫与朝邑、韩城二县志177
第四节陆耀遹、董祐诚与陕西方志的修纂186
第五节吴泰来与《同州府志》、《蒲城县志》196
第八章清代学者名儒与陕西特殊地志200
第一节胜迹志200
第二节山水志206
第三节金石志213
第四节书院志224
第五节乡土志227
参考文献230
附录240
后记270
《清代学者名儒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二、陕西府、州、县志的修纂
清代陕西通志的修纂如上所述，雍正以后成绩不佳，虽屡有修志之举，但均有始无终，不了了之。与此相反，陕西各地府、州、县志的修纂则渐入佳境，后期明显好于前期。纵观有清一代陕西各府、州、县志的修纂，经历了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不同时期不仅数量相差悬殊，各自的特点也千差万别。
1.顺、康、雍时期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清修陕西方志的第一个阶段，其中康熙朝出现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修志高潮，所修方志数量多、质量高，为之后陕西省地方志的修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顺治时期，清王朝建立伊始，许多工作尚未展开，一些地方官员基于传统的修志习惯及使命感，自发地开始纂修方志，陕西省亦属于开始修志较早的省份之一，数量也居于全国前列，学者统计认为，清代顺治年间全国各省所修方志现存者以河南省为最，多达五十六种，陕西二十种，居位第二。①顺治年间陕西修志较早的是白水县和澄城县。顺治三年（1646）八月，辽宁东海州朝鲜族人王永命任白水县知县，顺治四年（1647）六月，即修成《白水县志》并予以刻印。顺治《白水县志》共两卷，分星野、沿革、山川、封域、厄要、城隍、治廨、学宫、田亩、户口、赋役、镇堡、津渡、土产、典祀、风俗、邮铺、名宦、人物、武功、监掾、孝友、隐逸、贞烈、方技、流寓、古迹、寺观、陵墓、灾祥、记异、艺文32篇，内容简略，全志仅25000余字。顺治《白水县志》颇受后人诟病，乾隆年间白水知县梁善长纂修志书时，在乾隆《白水县志·凡例》中屡陈其弊，认为其“于津梁继以土产，于典祀继以风俗，义类稍觉不协”，“以寺观冠庙祠，轻重失伦”，“名宦虽附秩官而遗弃过半”，“人物与武功、监椽并列，又以监椽先孝友，纲目不辩，位置失宜”。②后人评价此志，亦谓“文笔简约，但体例肢离而不连贯，每篇数百字，史料不多，文章也欠通顺。当时的历史条件，一人之力，一年之内，政务繁忙之时，作此贡献，实为可贵”。③
顺治《白水县志》修成后，陕西各地陆续修纂方志。顺治六年（1649），姚钦明、路世美在嘉靖《澄城县志》的基础上续修而成顺治《澄城县志》，完全按嘉靖志的体例篇章并保留其内容。顺治七年（1650），邠州知州苏东柱在明嘉靖《邠州志》的基础上增补记事至顺治六年，又增序文2篇，图25幅，予以重刻。顺治《邠州志》4卷约72000字，记载当时隶属邠州的淳化、三水、长武等县的情况，门目分类尤详，集场、铺路，村舍等都独立为门，州内古迹名胜稽考翔实，图文并茂，不失为一部卷目详明、记事简要的志书。顺治九年（1652），江山秀纂修《咸阳志》4卷，体例谨严，之后咸阳县萧如蕙、黄中璜相继增补，顺治十四年（1657）刻印成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县令张枚又增补顺治十四年以后事，补刻版本附于旧志各类之后。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