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_李实 ,岳希明_9787509560167

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近700页的严肃学术著作，该书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他的观点和论述，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中有哪些是一语道破的真理，又有哪些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对于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
本书由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权威学者李实、岳希明教授组织编写，按照原书章的顺序，分章介绍原书各章的内容，并加入相关学者对皮凯蒂观点的评论。以期更好地为中国读者解答：《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

推荐序
去年年初，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２１世纪资本论》在美国出版，一经上市，立即成为全球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其核心内容在于：论证了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使得资本自动向少数人集中，进而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有次推测出：未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最终有可能回到甚至超过１８世纪、１９世纪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结果，不但与我们的公平理念不相容，甚至有可能动摇自由竞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皮凯蒂所讨论的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在我国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显著不公的因素远不止如此，权贵合谋、行业垄断、公共服务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均等的制度安排等，都是《２１世纪资本论》未涉及的，但都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更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严峻的分配问题。为此，我们应该读懂皮凯蒂，更应该取其所长，结合自身情况去应对和解决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分配问题。
《〈２１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一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皮凯蒂《２１世纪资本论》的核心观点作了解读，目的是让读者在较短时间内轻松读懂皮凯蒂，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致中国读者
我要感谢我的中国经济学同仁们，尤其是李实教授、岳希明教授和徐慧博士，他们在这本书里提取了《２１世纪资本论》的精华，并融入了自己的评论，从而把我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立足于本国国情，并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的西方历史经验里吸取教训，试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融合二者优点的道路，并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希望拙作中提供的历史资料能够促进有益于我们共同未来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辩论。因为，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个体自由的矛盾，防止全球化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我们的自然资源被彻底破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需要共同面对。因此，中国可以从国外的成败实践中学习到经验，同样，其他国家也有许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依然需要重新确立。为此，彼此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最好的指引，当然我们需要抛开所有的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因民族身份所引起的对立冲突的约束。
《２１世纪资本论》讲述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以及财产分配的历史，基于２０多个国家众多研究者们搜集的最新数据，我试着撰写一部关于财富的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一部由于其分配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冲突的历史。在《２１世纪资本论》的第四部分，我还试图为未来提供若干经验建议。但是，老实说，我的主要目标是呈现历史和事实，以便每位读者书写各自的第四部分。由于使用的主要数据资料来源的可得性差异，比如许多国家的收入申报从２０世纪初开始建立，继承档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初，在一些国家财产和收入的国家账户始于１８世纪初，因此，《２１世纪资本论》主要基于现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以及日本。
中国读者初读《２１世纪资本论》，可能会觉得与自己不是很相关。人们甚至会认为目前在欧美新发展起来的这种对不平等的担忧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与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大幅度脱贫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这样想就完全错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确确实实包含在了《２１世纪资本论》对于收入不平等分析的国际数据库里（“世界顶尖收入数据库”），当然不乏一些问题，对此，后文还将提到。总的来说，新兴国家在《２１世纪资本论》的全球化视角讨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２１世纪资本论》前两章关于全球层面生产与收入分配的讨论中，中国在里面举足轻重。我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逐渐缩小的进程，各国之间经济趋同的强大趋势以及不平等的缩小，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在社会投资的良性循环这一点上，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相对成功一些）。北美和欧洲大约各占全球总产值的１／４，中国略少于１／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和欧洲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份额将会增加，与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相当。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不可思议的增长和经济趋同，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不平等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平等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因为经济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放缓。官方数据显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往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但是我们不确定这些指标是否完全可信。中国一些大学最近开展的调查表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据估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及２０００年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与瑞典相当，到２０１０年初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还有可能更高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不平等的确切程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再把它丢弃在阴暗的角落里了。
资本收入比，也就是资本总量（不动产、专业劳动力、产业及金融资本之和减去负债）和国民收入之比，演变情况是怎么样的？现有的对中国的这些估计也不是很可靠。但是一些因素尤其是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让人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在中国也一样存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国民资本存量以及其变化趋势的估计似乎证实了这样的趋势，当然中国情况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公共资本份额较重的特点明显。目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比重占９０％以上。在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１００％，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公共负债超过了公共资产，这导致了私人财富的急剧扩张。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前苏联国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这些国家花大力气几乎已经将全部的公共资本转给了私人持有者。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为公共资本目前保持在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或者在１／３到１／２之间）。如果公共资本可以利用资本效应以及所拥有的经济权利使得财富分配更加平衡，那么保持公共资本的重要地位会促使构建一个从结构上来讲更加平等的中国模式，且在面对私人利益的时候，也会更加谨慎地保护公共福利。在２１世纪，中国很有可能最终在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建立一种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２０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当然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毫无疑问过于乐观或天真，或两者皆有。任何一种模式都在不停地重建和再创造，不能仅因为其在发展而就有理由继续存在。在中国，私人资本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发展迅速，可能已经超过了前文提到的公共资本在国家资本中的份额，当然，这些估计都不够可靠。虽然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明显，但在产业以及金融业里的作用却不是那么清晰。在这些领域，公共资本，至少如果是以传统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话，有时候是既不能获得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甚至权利的民主分享更是失效，在某些情况，还可能会导致公产管理者挪用以及占为己有。在中国，与前苏联国家相比，公共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移没有那么极端，也没有那么快，但也早已在进行中，合理理由是对经济效率的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也使得个人借此暴富，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
中国政府目前正大举反腐。的确，腐败无疑是财富不平等的最不合理的形式，也是财富过分积聚于少数人手里最不可容忍的方式。为此，反腐毋庸置疑是要务。然而，如果仅仅认为腐败是导致不公平以及财富积聚的罪魁祸首是过于幼稚的想法。私人资本的积累以及分配过程的内在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使财富过度集中的强大力量。就如我在书里展现的一样，通过研究１９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财富超级不平等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看到的全球范围内的巨富阶层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趋势，这些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为资本收益率（尤其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的发展趋势里，明显超越经济增长率所导致的。两者之差使得初始财富的差距随时间发展永远持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用他们资本收入的小部分来再投资，而绝大部分用来消费），并可导致资本过分集中。这样的不平等趋势当然可以因腐败以及市场操纵使个别人牟利而加剧，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要扭转这样的趋势，必须要发展一整套的公共和民主机制，使得资本和资本主义服务于大众利益，尤其需要在各个行业里发展新型资产和参与性管理，但同时要发展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关于累进税制，我在此尤其是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谈一谈。
理想的累进税制是没有免除也无一例外地对所有的收入和资产征税，收入与资产水平越高，税率越高。我认为，累进税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担当三重角色。
首先，累进税以最公平的方式资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机构。要确保知识、技能以及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运行，这三者必不可少，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赖于此。在扫盲和全民义务教育上，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丰富的经验。普及中高等大众教育以及提高教育质量，避免中国正面临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富人与穷人后代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趋势加剧，需要有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更一般地说，中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建设。
除了资助公共资金，累进税也可以降低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尤其是限制社会顶层的收入以及资产过度集中。如有必要，累进税也可以对拥有最多资源和财富者调高税率。税率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在心平气和又富有实效的公共讨论下建立，参照历史经验，尤其探讨在追求经济发展与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程度的合理水平，以及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所享受到的增长率的可获得信息。
最后，累进税的第三重角色，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可以使收入与资产的变化透明化、公开化。一直都是如此：除了担当筹资者以及重新分配的角色以外，税收可以区分统计类别和法定类别，使社会更好地认识自我，并基于公开而可靠的信息调整相应的政策（如税率政策，但不限于此），以适应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变化。如果缺少这样的信息，公共讨论时常基于对社会不同群体拥有资源现实状况的空想，这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得出错误的解决方案。不是使用了体温计就可以使人退烧的。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设立了收入的累进税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２０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然而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制度在中国不是那么透明，尤其是，中国的税务部门从来不定期公布详细的税收数据，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级、水平和类别每年的变化。这个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估计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为什么官方指标（主要基于有限样本的住户调查以及收入的自我申报而得）总是低估财富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对分配制度顶端部分的估计（只有依据完整而有约束力的财税数据才可以准确衡量）。结果便是，中国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鲜为人知。
鉴于中国社会资产增长迅速，我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有兴趣建立继承和捐赠的累进税，以及对财产征收年累进税，且公布相应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人口增长停滞———特别是中国目前的人口已是负增长———会使过去积累的财富出现结构性增长。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对夫妇有十个孩子，孩子们最好不要太看重继承，依赖自己的积蓄为好。相反，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将继承两边的财富（假设父母名下有的话）。这些都使得我们想到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继承在中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这意味着那些只通过劳动而获得收入者，尤其是城市中的农村打工者，将很难获得城市资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重大的继承征税是合理的。至少应该基于可靠数据对此进行公开讨论。
对不动产以及金融资产（资本净值）的年度税的引入也是同样的逻辑，可以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的优点是增强资本分配的公开透明度，尤其是对收入分配制度的顶端部分。税务部门可以每年公布１００万～５００万、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１亿、１亿以上（如此类推）各等级财富拥有者数量以及资产金额的演变，对年收入也是如此。这样的话，每个人便可以了解中国的财富分配的变化情况，并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可改变发展方向。
以上这些涉及财税、政治以及民主的进步演变是否可以实现？与那些常常无法达成共识、陷入激烈的财税竞争的欧洲小国相比，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庞大———很快将占世界生产总值的１／４。原则上来讲，这可以使中国政府实施银行信息的自动传输、金融证券的登记，以及制裁和监管不合作的外国银行，从而有效地组织管理一个公平的累进税制。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时如欧洲的机构一样，几乎瘫痪，欧洲的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只为很小一部分经济和金融精英服务；中国从原则上讲，可以依赖于高度统一的中央领导体制和领导者的反腐以及推动公共福利的决心来贯彻累进税制，免于游说压力以及竞选政治献金带来的制约。当然，一大部分中国政治精英们不会从财富的透明化、累进税制以及法治国家中获得什么大的好处。而一部分准备为公共福利而放弃自己特权的政治精英们似乎认为政治民主的上升将彻底威胁这个大国的统一，然而政治民主必定会与经济民主携手并进的。唯独一事是肯定的：中国，必将从重重矛盾中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其他国家也一样。历史总会开创新的道路，而且常常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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