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一个 wonder women 很难，你必须像绅士一样思考，像贵妇一样优雅，像少女一样姣好，像良驹一样在职场奔驰。 ◎ 即使在“男女平权”度较高的美国，女性只占有财富五百强企业董事会中15.2%的席位，只有3% 的女性在这个国家**的公司中担任首席执行官。◎ 即使女孩们深知美丽稍纵即逝，但仍追寻美，努力变瘦，变得完美无瑕。◎ 性革命让女人们有能力控制欢愉和生育。但是，她们仍然踩着红毯走来，在纯洁的婚纱下脸红，以一度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孩子。 ◎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多样风格塑造的世界：女人自由地去过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去爱男人、孩子和工作，但不会让自己迷失其中；有机会去拥抱选择，而不仅仅是拥有选择。◎ 戴博拉的文字安抚了现代完美女人的焦虑，为她们开启了一盏走向全新未来的明灯。 ◎ 《奇妙女人》是戴博拉的故事，也是女性文化的故事；它是*棒的文化历史，也是未来的路线地图。
序 言
我非常确定地记得那个时刻。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经掌控全场。那是1992年的12月，地点是拉瓜迪亚机场的女卫生间。我只有一小时的转机时间。所以，我径直冲进卫生间的隔间，把包包抵在门上，开始脱上衣。然后，我坐到那个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坐的马桶上，拿出那个能让人“优雅地吸奶”的美德乐小吸奶器，发疯似的吸起来。
我听到隔间传来一声惊叫和匆忙冲水的声音。“得了吧，”我在心里咒骂着，“这可是纽约。女人在卫生间里用吸奶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长达几分钟的哧哧响声、揉搓按摩、手忙脚乱和嘀嘀咕咕之后，我才收集到可怜的3盎司奶水。我收拾好吸奶器，也收拾好自己，再把我的全部东西胡乱地拖到洗手池边。
在那里，当着两个满脸狐疑的亚洲游客和一个Cinnabon店员小妹的面，我倒掉来之不易的奶，再次试图把产后五周的大肚子塞进已经有些辨认不出的所谓“西装”里。就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非常讽刺却又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真的已经掌控局面。
这本不该如此困难。和众多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的姐妹一样，我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女性终于做好一切准备，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了；在遭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剥削以及其他不可名状的苦难之后，女性现在终于可以多多少少表现得像个男人了。如果我们想要，随时可以做爱，随时可以选择要孩子，还有选择职业的无限自由。第一个女宇航员？当然没问题。第一位女总统？为什么不呢？毕竟，现在是这样一个时代，芭比可以把私密男友肯甩掉，去追寻自己的行医事业，实现消防员梦想，顺便毫不费力地得到一个小妹妹。
我这一代的女性，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再也不认为我们需要点燃文胸以示抗议。相反，我们可以敷衍地对那些在我们之前烧文胸的人点点头，然后直接转悠进“维多利亚的秘密”专卖店里，买下那些能让我们从会议室无缝转移到卧室（当然不止卧室）的绸缎魔术内衣。
但现实却在某个地方，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转变了。我没有吃力地扣上蕾丝小内衣，而是戴着一副足以抹杀所有女人味的哺乳胸罩，还穿着一件拒绝在哺乳胸罩上愉快扣好的上衣。在家里，我有一个五周大的婴儿和一个年仅三岁、尚未明白什么倒霉事已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小宝宝。我还有一趟飞往密歇根的航班等着去飞。谁知道芭比的吸奶器效果怎样？为什么在我这儿就没用呢？
我是那种确定自己永远不会变成女权主义者的女人。事实上，在我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事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中，我都明确地朝着非女权主义的方向行进着……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我曾发自内心地相信，我能在这个男人主导的世界里成为一名成功女性，可以做一个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人。所以我高中时是个学霸——但也更努力地磨炼自己的啦啦队技巧。大学时，我阅读军事历史和核武器战略，而且至少把这些新知识中的一部分用于取悦我在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男友们……
然而当我第二年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我眼前的女人突然消失了。性骚扰的指控在系里风生水起……我本应该焦虑的，但相反，我却迫不及待地投入到这种表面光鲜的新生活中，开始相信做一个“哈佛女人”是件非常好的事……性别关系紧张的唯一明显体现是在门口。每次我进入教员办公室时，教授总会把门大敞开，向他的助教以及全世界宣布，在那扇门里面不可能发生任何是非。
我从读研的第一天就坠入爱河，三年之后和这位隔壁寝室的男生结婚。他在波士顿找了份工作，以便我继续学习。我们很快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我的学位论文最后一页从打印机上滑下来之后，我进了产房。一年之后，我的孩子一岁了，毕业论文也打磨好了。我成为多伦多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就此踏入职场，并对搞定小婴儿、丈夫、工作和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在这段时期里，我竭尽全力避免和女权主义者的任何接触。尽管我模模糊糊地觉察到，在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里，女权主义文学思潮暗涌。但对我了解到的那么一点点，我也不喜欢……就这样，生活继续着。我离开多伦多大学，前往哈佛商学院读书，最终又生了两个孩子。我就这么愉快地继续自己的“女权主义化”状态，对我在课堂上、办公室里、学术报告上、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年轻女性发誓赌咒说：“是的，当然，你们可以掌控全场。”
但是，在此过程中，各种不满开始累积，这些不满都是被那些看起来仿佛没有止境的烦人小事激起的。比如，系主任对我再次怀孕的消息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惊讶。“怀孕了！”他大喊道，“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时间做这事儿的？”又比如，有同事暗示我是以“一个惊喜”的方式结束了我的MBA课程的。还有学生在评估表上关注我的腿，还有行政老师，他们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们在我的课堂上都在想些什么。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开始影响到我，最终，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这并不是一个彻底戏剧化的变化过程。我并没有狂虐我的衣柜或者停止刮腿毛。我的电话本上还保留着大多数男性同事的信息，我的大多数化妆品也都还在我的抽屉里。但是，我开始更多地和我那仅有的几个女性同事分享故事，开始坦率地同我周围的女性、男性一起思考那些和我的自身经历相关的事——.那些我通常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事。从此刻起，我开始窥视那个我一直逃避的研究领域，并且发现自己能以从未想过的方式为其他女性提供建议。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被邀请去帮助解决哈佛的“女性问题”。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哈佛的“女性问题”几乎肯定和耶鲁、普林斯顿、IBM、谷歌、摩根大通或美洲银行的“女性问题”一样严重。或者，更准确地说，即使处于美国社会最高层级的女性，也在持续不断地在这个仍然由男权主导的世界中抗争，以取得成功；尽管女人已经受到数十载的审视和关注，这个世界依然与她们为敌。
许多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女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们办学校，经营对冲基金，开医院、博物馆、投资银行以及律师事务所。她们中极少有人抱怨性别不平等，或者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在会议室之外的浴室中，在全国各地的读书俱乐部里，这些最成功的女性都在无声地与“女性问题”抗争。她们公认，即使女人“什么都有了”，仍然过着从本质上和男人不同，并且比他们困难得多的生活。她们仍然是少数者，并且几乎一直都是。她们依然回避着那些让她们困惑的评论和含沙射影的话。她们像杂耍般协调娱乐时间、牙医预约以及长笛独奏会，因为这些事情统统都从她们男伴的待办事项中消失了。此外，她们还需要操心自己看起来是否漂亮。
这些就是女权主义试图铲除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争取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和更重要工作的平等机会，希望借此帮助女性越过阻碍她们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藩篱。争取平等权，目的在于将女性视为平等的公民：法律面前的无差别对待、同事之间的平等，以及在家中的平等。通过争取生育自由，女权主义试图将女性解放出来，让她们不再承受因为性生活和生孩子而被迫承担的重负，或者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作者在1973年阐述的那样，对避孕及堕胎的认知，让女性从“扮演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对经营更大生活空间的认识，对时间既振奋又充满挑战的认知，以及发现更大能量和天赋的空间”。这些理念都和女权主义的思想契合。
这是一个崇高的议程设置，从许多层面上讲，也是显著成功的一个。在1920年（女性获得了投票权）到1963年（国会通过《同工同酬法案》）间，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稳步提升，一部分女性甚至到达了职业领域的巅峰。在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到1980年（我从高中毕业）间，美国的女孩们冲进高等教育的堡垒，推迟结婚时间，或者干脆不结婚，并开始享受更多的性爱。事实上，这种变化影响深远，以至于我这个年代的女性——20世纪60年代动荡后不久出生的一代——想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并且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以为，通常是没经过大脑思考就以为，我们可以轻巧地进入一个拥有男女平等、可爱宝宝、宽阔座椅和受控制的丈夫的时代。但是，我们都错了。
下面是一些令人遗憾的秘密：
有小孩的女性的工作录取率比没小孩的女性低4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小孩的父亲被录取的可能性却比没小孩的父亲高出19%。
哈佛商学院一份近期的调查显示，该学院只有38%的女性毕业生仍在工作。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拥有的小孩数量，女性也比男性少（女性平均1.8个，男性平均2.2个），另外，女性结婚的比率也更低。
在2008—2009年经济下滑期间，19%的高层职业女性失去了工作，相较而言，仅有6%的同等职级男性失业。在经理级以下的职位上，男女失业率相等。
当然，以上所有事实并没有显示出有什么极其恶劣的事情正在发生，也不是说邪恶的男人们正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暗中策划怎样才能阻止女性取得更大的成功。相反，现在大多数大型企业——包括医院、律师事务所、大学和银行——都有独立的部门致力于帮助女性（也就是少数群体）取得成功。还有“多样性主管”和“工作/家庭办公室”，以及遍布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性别敏感性培训课程。莱曼兄弟集团2008年宣布破产之前，有30位执行经理专门负责公司内部的多样性项目运行工作。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的问题在于，它们根本不起作用。更准确地说，即使那些出于最善意的目的来吸引女性、指导女性或留住女性的项目，也始终没有重视大多数女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这是因为当今女性所遭遇的挑战与以往相比更加微妙了，它们很难被识别，更别说被消除了。这些挑战来源于吸奶器和马尼洛高跟鞋，来源于男人在女性臀部流连的目光，来源于男人太过仓促的大献殷勤。这些问题来源于近乎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而女性不知何故却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标准。简而言之，这些问题自然地又不可避免地来自“作为女性”这件事本身。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却认为，所有这些事情现在都没关系了。
我从2009年夏天开始写这本书，也正是我辞去哈佛商学院教授的工作，成为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lege）校长一年以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我离开教学岗位踏上行政岗位，我教的学生从MBA变成本科生，我放弃一个非常大的教育资源，奔向一个充满危机的小地方。我远离了我的花园、孩子的学校，甚至远离了我的丈夫，让他不得不辛苦地在东西海岸来回穿梭。然而，最大的改变是荷尔蒙。在哈佛的二十多年里，我都被学术界的“阿尔法”男人们包围着——阿尔法男人指的是那些超级自负、态度傲慢并且睾丸素多得离谱的男性。突然之间，在巴纳德，我再也不被如此包围。在哈佛，我几乎一直都是屋子里唯一的女性。而在巴纳德这个女子学校，几乎看不到男人。我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神奇——没必要去说是变好还是变坏，也不是值得庆祝或需要警醒的原因，只是单纯的神奇。
渐渐地，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职场女性和男性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女性的工作情况仍然如此复杂。我开始分析自己的职业路径，分析自己为什么选择——或许是潜意识的，却是固执地选择——远离那些具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议程。当我作为一名女子学校新来的校长，开始接触成百上千形形色色的女性时，我开始怀疑有一些特定的模式在起作用，这些模式不仅由社会结构和内在规范所决定，还由生物性、选择以及完全随机的出生时间地点所决定。我还越来越确信，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对当今的女性仍有很大意义，即使对于像我这样忽视她们的奋斗过程，对她们的策略并不苟同的人也一样。
想想这些现实吧：即使在今天，在美国男性人均拥有1美元的时候，美国女性人均只拥有78美分。女性只占有财富五百强企业董事会中15.2%的席位，只有3%的女性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公司中担任首席执行官。51%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由女性支撑；在单亲家庭中，女性作为支柱的占83%。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25万女性遭到强奸；仅在2008年，就有将近1.2万份关于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报告。研究显示，当一位女性教授进入教室时，学生会推测她会比相同资质的男性更不称职，并更加注意她是否微笑。所以，尽管女权主义者曾经有美好的愿景，尽管我这个年代的人也曾相信情况会更好，但美国的女性仍然面临显著的挑战。这些挑战不能单纯地用阶级、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来做参考。相反，女性过着不同的生活单单是因为她们的性别。
《奇妙女人》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既是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份文化调查报告，阐述过去的40年中，女性的生活是怎样变化或不变化的。这是一份关于20世纪60年代混乱期之后出生的一代女性的成长史的探索，并且还探讨了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的梦想是那样难以企及。这是一份关于我们怎样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最后却不能如愿以偿的研究。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女权主义，重新认识它。或许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从一个之前不屑女权主义的女性的角度来看的。《奇妙女人》通过追踪当代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女性，支持一种修正过的、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勉强的女权主义，即强烈地期望我们再不需要一场女权运动，但又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本书想阐明的观点是：我这个时代的女性误解了女权主义，把它看作取得自身完美的途径，看作对我们所期待成就自我的许诺。我们没有抓住传递到我们手中的自由解放的机会，而是把这种解放扭曲成为一种自我强迫：因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必须什么都做。由于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们谴责自己，就算不是谴责自己的失败，至少也是谴责那种挥之不去的“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徒有虚名，觉得我们失败了。
当然，在打探女性生命的角落和缝隙的同时，《奇妙女人》也提倡一种至少部分基于差异的女权主义。简单点说，这种女权主义承认（许多更早期的女权主义也是如此）女性在生理上和男性不同。但尽管如此，如果不从命运的角度来讲，这种生物属性不应该成为女性在生活中被忽视的细节。只有女性才能生育孩子。在自然状态中，只有女性才能在孩童生命中最关键的几个月中哺育他们。但随着以下两个无法辩驳的现实——子宫和乳房——而来的，却是一大拨或许有些不幸色彩的事件。好吧，我们可以对这些事件表示懊悔，或者怨恨安排了这一切的上帝，或者带着这些差异接受现实，并集中精力想方设法让事情得到解决。
《奇妙女人》选择了后者。我无意研究那些明显还在将男人和女人分割开来的力量，我选择了着重探讨那些甚至让最有势力的女性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我不要求女性一直被看成与男性等同，我认为女性实际上和男性有极大的不同，须探寻如何用不同的方式——从身体形象到芭比娃娃、从生孩子到性——将这些不同显现出来。我没有试图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加农炮里再加点料，而是更着重于研究这些理论想表明什么、它们在哪里起作用，又时不时地在哪里误导我们。因为本书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所以基本按照生命的时间顺序来排列，从小女孩时期开始，到现在我所站的位置——中年结束，回顾我的青少年时期和与丈夫的经历，以及我生命中的选择和职业生涯。
在此我想澄清一下，以免读者对这部作品产生偏见。我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上班族妈妈，所以我对女性的观点全都基于这个特定的角度。正因为如此，我着重探讨（或许着重得有些过分）那些疲于应付孩子和工作的女性——也就是那些声名狼藉的“什么都想握在手中”的女人们的命运和定数。我有一段二十五年的幸福婚姻，所以我还以一个心满意足的妻子以及仍然极度喜欢男人的女人的角度在写作。我相信今天大多数的男人都希望女人能够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女性出现在公司里、议会上，甚至在男人喜欢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们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以上这些都实现。如果没有女性的帮助，他们又怎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从知性上讲，我在女权主义理论界是一个公认的闯入者。我直到最近才开始研究这个理论，我并没有让它伴随自己长大，我的兴趣也是后来才培养起来的。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作为一个批评者进入这个领域的——我同意女权主义的目标，但不一定赞同它的方式、策略和设定。同时，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包裹着严密的自我化的社会经济地位外衣接近这个领域的。我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白人社会的产物，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贫穷，从不担心下顿饭能不能吃得上。我曾研究过贫困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并写过关于贫困的文章，但我并未亲身经历过贫困。由此可知，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的自身经验，是一本关于美国女性的书，更多的是关于那些像我一样受到庇佑、拥有经济地位和教育机会的美国女性的书。
我希望我能更深入地研究女性的生活，触及那些数量庞大的、每天都在抗争的，并让我的抗争相形见绌的女性；触及那些一直在担心，但并不是担心吸奶器，而是担心奶水不够喂饱自己孩子的女性；触及那些由于性别原因而无法接受教育的女性；触及那些仅因敢看一眼男性——更别提看其他女性了——就被孤立甚至杀害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才是真正的女性抗争的故事，也是以行动为导向的女性主义的真正原动力。但我没有经历过她们的生活，也没有能力在这里告诉她们该怎样做。相反，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并希望这些东西能延伸出更宽广的意义。
我在拉瓜迪亚的卫生间里顿悟之后的那个早晨，我带着我的年轻科研助理一起，在美国中部荒凉的景色中驰骋。这是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正佯装老练地注视着高速公路，我却再次和那个该死的吸奶器搏斗着。那并不是一幅动人的景象。所以，我在扣回衬衣扣子的时候，尝试着自我解嘲。“你知道吗，”我说，“有一天你可能会做同样的事。”她笑了，但看起来并不怎么在意。“真的，”我接着说，“你会结婚、找个很棒的工作、想要小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在对付吸奶器，并让助手非常尴尬！”这次她真的笑了。我们继续前进。
20年过去了，我们仍有联系。我的大多数预言都成真了。苏，我这么叫她，已经和一个可爱又聪明的男人结婚，并且不久就有了两个孩子。当她的第一个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她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一路走得很稳。她精明能干地经营着几家创业公司，但后来，当她的丈夫在一个遥远的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时，她离开了这些公司，追随他到了那个城市。当她丈夫又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时，她继续追随。每次搬家，她都带上孩子、猫、家当，还有她自己的职业规划。直到有一天，在她40岁生日那周，她发现了一张去米兰的昂贵机票，机票被夹在她丈夫放在桌上的一摞纸张中。他已经在米兰了，这张机票是给他的年轻研究生买的。
在我的密友中，苏是第三个有着这样几乎相同经历的人，第三个在数年时间里试图掌控一切却在某个时间点因为失去一切而绝望的人。她就是第三个——或者第三百万个这样的女人：突然意识到男人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一切”——伴侣、工作、孩子，但对千千万万的女人来讲，这些东西或者得不到，或者来得痛苦得多。
所以，我们就做女人该做的事。我们为孩子准备晚餐，准许他们再玩一次“吉他英雄”，然后偷偷溜出去喝一杯霞多丽酒。我非常了解苏，所以我知道她会挺过去，或许还会从这团乱麻中活出更坚强的自我。但当太阳渐渐落下，耳边的假吉他声嚎叫着的时候，我却无法抑制地想：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真正到达目的地？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