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传统》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杰出国学大师张岱年唯yi一部国学普及代表作，也是第一次系统地面世。它以向历史借鉴智慧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从探寻人类生活基本问题出发，解读中国国学的优良传统及核心价值。它在中国人五千年的历程中爬梳剔抉，把国学的精华复活在当代人的面前，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浸透着一代国学大师的睿智灼见，是中国经典国学智慧与当今精神生活所需的融会贯通。中国文化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中心地位，它以人开篇，进而讲解了文、智、儒、道等内容。让现代人既能找到作为中国人的根脉，又能看到中国文化及个人的出路；既理清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也架起了国学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使国学传统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中国国学传统》从探寻人类生活基本问题出发，解读中国国学的优良传统及核心价值。让现代人既能找到作为中国人的根脉，又能看到中国文化及个人的出路；既理清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也架起了国学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使国学传统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张岱年，中国哲学家、文化学家、国学大师。早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现代国学大师的代表。他早年以《中国哲学大纲》确立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晚年以《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了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水准，《中国国学传统》是他作为国学大师的唯yi一部国学普及性著作。
第一章 人
第八节
中国古代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是现在常用的名词，在古代虽没有这类名词，却也认识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区别。《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生活的内容；知礼节，知荣辱，是精神生活的内容。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饱食暖衣是物质生活，教以人伦是精神生活，这种区别还是明显的。
《管子》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表明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步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民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也承认必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但是孟子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是提高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而非其充足条件。物质生活问题解决了，精神生活可能很缺乏。孟子所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符合事实的。
古代儒家承认物质生活的重要。孔子论为邦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足食为首。《礼记·礼运》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儒家认为精神生活是更有价值的。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更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同上书，《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之训（同上书，《卫灵公》），都是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孔子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同上书，《雍也》）就是说，颜渊虽然过着贫苦的物质生活，却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所以是值得赞扬的。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还有一箪之食、一瓢之饮，如果连一箪之食、一瓢之饮也没有，那又当如何呢？孔子厄于陈蔡，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这就证明，一定程度的物质生活还是必要的。
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如果一个人毫无精神生活，那就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的精神生活比较丰富高尚，有的精神生活则比较平淡。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注重提高精神生活。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具有不同的精神境界，人们的精神境界有高低、深浅之分。先秦哲学中，关于人生的精神境界谈论较多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里略述孔、孟、老、庄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
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情感与道德原则完全符合毫无勉强，这是孔子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又自述为人的态度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在楚国时讲的，当时年未七十。孔子又对颜渊、子路言志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同上书，《公冶长》）这老安少怀表现了孔子“泛爱众”的仁心。“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但是孔子认为还有比仁更高的境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的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最高境界，即以最有益于广大人民的道德实践为最高境界。
孔子所讲的最高境界，虽然极其崇高，但朴实无华。孟子讲自己的精神境界，则表现了玄想的倾向。孟子提出“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所谓气指一种状态，“浩然之气”指一种广大开阔的精神状态。“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即感觉到自己的胸中之气扩展开阔，充满于天地之间，即与万物合而为一。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上书，《尽心上》）
万物皆备于我，即万物与我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大我。孟子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同上）上下与天地同流，即与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相互契合。孟子谈论修养的最高境界，再三从自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立论，这与孔子只讲人际关系不同了。孟子的精神境界表现了浩大的心胸，也表现了神秘主义倾向。
老子以“无为”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宣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任其自然。《老子》上下篇中关于精神境界的论述不甚显豁；《庄子·天下》论述关尹、老聃之学，所讲却比较显明。《天下》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即超脱普通事物，而研求事物的本根。“澹然独与神明居”，即独具最高的智慧。
这表现了《庄子》五千言的基本态度。
庄子对于精神境界有详细的论述。庄子一方面宣扬“齐物”，否认了价值差别的客观性；一方面又表现了厌世的情绪，希求“游乎尘垢之外”。
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同上书，《秋水》）这是齐物观点。但在与惠施的一次谈话中，庄子以鹓鹄自比：“夫鹓鹄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同上）又强调了严格的价值选择。在《逍遥游》篇中，以“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与“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的斥相比。接着论列不同的人品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所谓“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指普通做官的人，这是境界不高的；宋荣子(即宋钘)不以毁誉为荣辱，有独立的气概；列子御风而游，而仍有所待。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这是庄子所讲的最高精神境界。
庄子的这种精神境界，亦称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从齐寿殇、等大小立论的。天地虽久，亦可以说与我并生；万物虽多，亦可以说与我为一。这样就超越了小我，感到与天地同在了。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境界。
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基本相似。但孟子所讲是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其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庄子则主张“忘年忘义”（《庄子·齐物论》），这就大不相同了。
孟、庄所讲的最高精神境界，都包含主观的浮夸的倾向。孟子所谓诰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事实上一个人的气是有限的，何能充塞于天地之间？“万物皆备于我”，我作为个体也是有限的，如何能兼备万物？人可以扩大胸怀，爱人爱物，但是无论如何，个人与万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上下与天地同流”，更只是主观愿望了。庄子讲“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由此论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实则太山大于毫末、彭祖寿于殇子，还是确定的事实。天地长久，人生短暂；万物繁多，物我有别，还是必须承认的。
孟子、庄子论人生最高境界，未免陷于玄远，但是两家论人生修养，也有比较切实的言论。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对于亲、民、物,指不同的态度。亲亲是对于父母的态度；一视同仁是对于人民的态度；泛爱万物是对于物的态度。庄子论生活应无情云：“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是道家修养论的基本原则。
宋代理学家受孟子、庄子的影响，也常常将精神生活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张载讲“大心体物”，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又说：“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语录》）这即以物我合一为最高境界。程颢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同上）这是主张超越小我，以天地万物的全体作为大我。但天地广阔，万物繁多，如何把天地万物都看做自己，对于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感同身受呢？难免陷于空虚无实。
张载、程颢也有比较切实的议论。张载所著《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以天地为父母，即认为人是天地所产生的，“予兹藐焉”，承认自己是藐小的。以人民为同胞，以万物为相与。“物吾与也”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是有一定区别的。承认万物都是吾的伴侣，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程颢《答横渠书》云：“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以廓然大公为精神修养的中心原则，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在所著《新原人》中详细论述了人生境界，以“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在一个意义上讲，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以说是天地境界；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亦是天地境界。但是如此意义的天地境界未免虚而不实，陷于神秘主义。从另一意义来讲，凡对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亦即人与天地的关系有所认识，而超拔于流俗的考虑之外的，亦可谓为天地境界。如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即对于宇宙大化有深刻的认识；孟子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以为达于天道为圣人的境界。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即游心于无穷的宇宙而超拔于流俗的考虑之外，这些都可以说达到了天地境界。这一意义的天地境界是比较踏实的。
以上略说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的学说的几种类型，虽然都是过去的了，但仍然是值得参照、值得研究的。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不但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但追求本能的满足，而且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价值。真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善是适当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美是超乎本能的愉悦之感。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摆脱了阶级剥削与不平等的权力压迫，应能逐渐消灭卑鄙与野蛮。人们应能实现高尚的精神生活。今天的社会中，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还比较流行，这些都是缺乏精神生活的表现。古代哲学家力求充实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的言论，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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