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为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外交家、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重建的世界》为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的博士论文，集中研究了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后世界各国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关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国际稳定的要素；聚焦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及其对手奥地利外长梅特涅，阐述了他们在乱中求稳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卡斯尔雷平衡各方势力，协商出有助于维持稳定的条款，梅特涅则使最终决定合法化。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分析了两人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各自国家不同的关注点以及因此造成的外交局面，实际上也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
基辛格创作《重建的世界》时，正值二战后欧洲分崩离析之际，他希望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秩序重建的分析，引导读者从历史中为现在寻找解决方案。
★ 基辛格博士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迄今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人物。《重建的世界》奠定了基辛格外交战略思维的基础，基辛格此后的研究和外交生涯致力于将其在本书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付诸实施。无论是冷战后出版的《大外交》，还是2014年最新出版的《世界秩序》，其基本思路都是在呼应《重建的世界》，通过不同年代的案例，阐述均势理论：各方妥协，以现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以大体的均势彼此制衡，从而达到和平共处。
★ 《重建的世界》一书部分为政治传记，部分为外交史，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严谨历史叙事，也有基于其理论模型的客观分析和评论。基辛格从来不会将志向限于七尺书斋之内，他在历史经验中为世界格局寻找解决之道，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对于和平谈判背后的策略和哲学的分析，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外，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对外交政策一直有着激烈的辩论，要理解其辩论的实质和走向，这本书大有帮助。
★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重建的世界》是了解近代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的绝佳读物；对于有志于政治道路的人士来说，本书对于政治家智慧本质的讨论，是最好的方向指引；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本书不仅有学术应用的作用，而且通过分析解读这部基辛格早期的学术著作，对于研究基辛格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十分可观的价值。
《重建的世界》看似一部讲述欧洲历史的著作，但基辛格在书中亦描绘了均势外交的基本原则，而我们也不难在他日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时采取的政策当中发现这些原则。
本书清晰地表明了基辛格的观点：国际和平最好不是由法律或者国际组织来确保，而是要依靠分散权力以克制强势者的野心来实现。
——弗朗西斯·福山
过去50年里，对外交政策的构建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亨利?基辛格。
——彭定康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长达377页，导师看了前100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哈佛因此聘用他，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家。12年之后，基辛格弃学从政，在尼克松总统赏识之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中美关系破冰、缓和中东局势、结束越南战争，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基辛格也属这样的豪杰。
——许纪霖
在当代政坛，亨利·基辛格独树一帜，他将深邃的智识与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风范完美结合。
他坚信均势是成功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他作为年轻学者时撰写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的主题。《重建的世界》主要讲述了维也纳会议的经过，它带来了欧洲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基辛格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适合19世纪的方式，而是永远且全世界适用的。当然，他个人最伟大的外交政策胜利就是改变了美苏之间的实力平衡，将中国从苏联脱离，从而使天平倾向美国。
——英国驻利比亚特使乔纳森?鲍威尔
亨利·基辛格（1923-），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生于德国，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7月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
著有多部作品，如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和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
第一章 概述1
外交活动的有限性——稳定国际秩序的要素——政治家的挑战
第二章 欧洲大陆政治家9
梅特涅的性格——国际关系观——早期外交生涯——就任外交大臣——与敌合作的性质——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涵义
第三章 不列颠岛国政治家35
卡斯尔雷的性格——国际关系观——卡斯尔雷与英国国内体制——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提议调停的反应——皮特计划
第四章梅特涅与政治均势的定义51
梅特涅的调停政策——对奥地利策略的定义——克尼塞伯克备忘录——对赴伦敦和反法同盟总部使节的指示——与亚历山大一世谈判——梅特涅的政治均势观——对施瓦岑贝格的指示——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性质
第五章 同盟的形成77
梅特涅与奥地利的国内体制——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之间的关系——申明维护现状国家的政策——奥地利开始调停——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中协商的功能——德累斯顿会谈——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外交的性质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种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但是我们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这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1813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的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要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内阁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了解可用之材，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所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之材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一位政治家是不够的，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之材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 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实证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 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并非偶然地，尽管自相矛盾的是，1821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有一番较量，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政策的精神与官僚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的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靠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试图以官僚方式来实行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靠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在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机构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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