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之石，龙尾最”，本书聚焦于解读歙砚的代表婺源龙尾砚。书稿前五篇，旨在纵向勾勒从晚唐到清代龙尾砚史的简要发展脉络；后十篇对砚坑砚材、石品纹饰、砚式特色等专题做横向讨论。书稿内容，有些是论析了既往龙尾砚史长期以来或未涉及的问题，有些是提出过去虽已涉及而著者现今形成的新的看法，有些则是对既往砚史砚谱上相关论说的补充和推进，从而在若干重要侧面反映了21世纪初期龙尾砚史研究的新水平。
全书展示图片150余幅，主要是历代较有代表性的龙尾旧砚。当代砚及其砚材的写真，也有龙尾山砚坑近照和相关地图、文献的书影等，供读者鉴赏评析。
1、解读龙尾砚历史发展脉络
更清晰地梳理龙尾砚发展的整个历史，重点讲述有代表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解读龙尾砚的整个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
2、龙尾砚历史评说最新品鉴，提出新的不同见解，对龙尾砚及砚材进行横向比较，展现龙尾砚特征与特色。
书中150多幅图片所展示的龙尾砚及砚材，都是作者在平时所见和收藏的基础上积累所得，其中不乏珍贵和研究价值很高的珍品。对于龙尾砚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前言
砚是传统文具里的第一器。“文房之用，毕世相守”，“惟研为然”（清·金农《冬心斋研铭》）。砚（前身为新石器时代研磨器）的出现，使人们获得了借以记录生活、描述社会、保存历史和表达思想的书写工具。因此，砚是华夏先民由蒙昧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龙尾砚是砚家族中的后起之秀。这种出产在今江西省婺源县龙尾山区的著名砚石，在晚唐、五代时才被发现。婺源属古歙州（北宋末年改为徽州），宋代就有“歙州砚”、“婺源砚”、“龙尾砚”等以产地名物的称谓，此后的砚史笔记里通称为“歙砚”。但史称“东南邹鲁”的古徽州（歙州）产砚不止婺源一个县，而“歙之石龙尾最”（《西清砚谱》）却是古今爱砚人的共同认识。为了避免对“歙砚”名物的宽泛讨论，本书只聚焦于龙尾砚。
书稿正文的前五篇，旨在纵向勾勒龙尾砚史的发展脉络；后十篇是对学人藏者可能有兴趣的若干方面作横向的专题讨论。每一篇分别附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图片，主要是龙尾旧砚、当代砚及其砚材的写真，也有砚山近照等。
据我们理解，时下学人藏者常用的“砚文化”概念，指的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制砚用砚的思维理念、设计特色和写字作画的社会生活方式。自古至今，砚都是那个历史时段的当代砚；随着时空的转换，出自不同时段的砚从一种文具、一代文化演变为一类文物。因此，后人可以通过这类遗存来解读历史，对话历史，在倾听历史的回声中获得新知。
收藏和研究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见得所有旧砚都有收藏价值，但负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旧砚必定有研究（解读）价值。研究和品鉴历代的名家佳砚固然重要，而在此基础上，不妨再把视野扩展到那个时代生活在市井村镇的籍籍无名者留下的质地、品相都未必入流的民间砚台乃至其残件碎片，以更好地追寻历史的记忆；另一方面，虽然时下砚的实用功能已经淡出，但同样要充分关注今人凭借自己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所创作的当代砚。砚史像一条向前流动的长河。一枚反映了当代砚的功能并且经住了时间检验的龙尾精品，又必然高于古代砚工制作的龙尾普品。如果在搜集范围和研究视野上使旧砚和当代砚互补，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去体味中华砚文化的博大、深邃和厚重。
本书内容，有些是讨论既往龙尾砚史长期以来或未涉及的问题，有些是过去虽已涉及而我们现今形成的新的看法，还有一些则是试图对过去相关论说的补充和推进。拙稿的这些“新见”仅是一家之言，是在尽可能研读古往今来相关成果和考察实地实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心系故里，情寄砚石，缜密治史，贵在发现——这就是我们撰写此书的心态和宗旨。
山藏佳石而草木润。兹此，我们对亿万年前在今天的黄山、天目山一带发生地质运动而蕴藏了砚石瑰宝的自然神工，对一千多年来在龙尾山区攻石琢砚、创造了本土历史的砚工山民们，对自古至今为龙尾砚（歙砚）著书作谱、彰显了砚文化的学人藏者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如果书稿能为同好者提供可兹参考的线索，或者因为我们的认识局限而得到匡正，再出新知，则都不负本书的初衷了。
程歗，皖南休宁县人，1938年12月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留校任教，退休前为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过多种学术专著和论文，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郑国庆，皖南休宁县人，1953年8月生，1985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黄山市徽州文化博物馆退休专业人员。
前言
一、怎样看叶氏逐兽得砚的传说
二、晚唐和五代：良砚初现
三、南唐到宋：官方工程
四、元明两代：民间作业
五、乾隆帝和龙尾砚
六、“旧坑”和“新坑”
七、籽料和山料
八、金星：标志和争议
九、从半枚宋代仿眉纹陶砚谈起
十、罗纹无星皆堪磨
十一、筭条罗纹命名考
十二、鳅背纹和鱼子纹
十三、砚山何处“庙前坑”
十四、小砚明窗为君伴
十五、从匣砚到墨盒
后记
五、乾隆帝和龙尾砚
清代中期的龙尾山，出现了官方办贡和民间采石并举的开发盛局。
乾隆五年（1740），徽州府新安卫守备徐毅写了在龙尾砚史上很有参考价值的《歙砚辑考》。在该书序言里，作者说：“岁在甲寅（按：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出守新安卫”，不久，“我皇上御极之初，以文明经理天下。诸臣工仰体上意，构求精砚，以备文房。先是，大中丞孙委其事于前太守杨，以余协理；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搜罗几遍”。按徐毅，直隶宝坻县人，进士，雍正十二年到徽州府任职（清道光七年马步蟾修、夏銮撰《徽州府志》）。他当是武进士，属于漕运系统的卫所领运官，其品级低于从四品的文职官员知府（“太守”），相当于文官的正五品同知。徐毅的记载部分地反映了砚山盛事，但也被当代有的砚史研究者加以发挥：乾隆帝热爱文房珍品，他一登基就动员安徽大小官员“构求精砚”进贡；同时还向江苏、浙江、广东各地索取砚材。这类说法并不符合于史实，更无论有的论者又演绎出乾隆帝重价购求歙砚是为了“砚乡寻父”的神话了。图5-1是《歙砚辑考》序的首页书影。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即皇帝位，虚龄二十五岁。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其父猝死的哀戚气氛中登基，发布的第一道谕旨是宣布自己“缟素斋居”，守制三年。九月初六日发止贡方物上谕：各省督抚大臣，有贡献方物之礼。昨福建督抚赍到闽省果品乃照例进献于皇考之前者，朕不便发回，已交所司敬谨收贮，备几筵供享之用。若远省进贡皇考之物，已赍发在途者，准其赴京，交奏事官员转奏。其各省照例进朕之物，概行停止。虽食物果品，亦不许进。俟三年之后，候朕再行降旨。到乾隆三年（1738）四月初二，再次谕命停止各省督抚进贡方物之例。略谓：进贡之意，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间唯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若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贡物虽云督抚自行置办，而辗转购买，岂能无累闾阎？是所当行禁止者。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这些皇皇谕旨均见于清宫旧藏、现已公开出版的《乾隆朝上谕档》，也见于《清高宗实录》或《乾隆帝起居注》（后面所引同一类文本的资料出处一般从略）。图5-2是著各省督抚即行停止贡献通谕的书影，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一），第264页，档案出版社，1991。］
贡（方贡、土贡）是清代的杂赋之一，指地方贡献给中枢（皇帝）的财物。贡品因各地出产不同而相异，但都有定额和定期，“由官发钱不扰地方”。此外，各省将军督抚们还用薪俸、“养廉银”自办进贡方物，属于定制以外的例贡。乾隆帝居丧期间申禁各省向自己进献，指的是这种例贡。
和相关行省的贡马、贡茶、贡绸等方贡同制，安徽、广东两省进贡的是石砚等土产。据乾隆三十六年和民国二十六年两部《歙县志》：安徽“每年部院应进贡品，向是歙县办理”，“总视歙之物产”，“大要惟砚与墨为最。……故物有歙名而实非者曰砚，砚出婺源龙尾山（按：又称砚山），以婺源属歙州耳”。清早中期，歙县承办贡墨贡砚的定制是：“每年三贡：春贡、万寿贡、年贡。每贡徽墨五分作十提；砚二分，六方者四匣，二方者二匣，共二十八方。”由于康熙、雍正二帝首重故乡的松花砚，所以安徽官方除定制方贡外，“自行置办”龙尾砚给皇帝送礼的事似乎绝无仅有；康熙五十四年歙籍制墨名家曹素功的孙辈虽然进献过徽墨，“曰太平清玩，盖亦自奏其技，非有常额也”（前揭民国《歙县志》）。
乾隆帝自幼接受严格教育，通晓传统文化，熟悉统治经验，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性格鲜明，自我表现意识又很强的君王，同时兼具学者、诗人、书法家和鉴赏家的气质。继位之初，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极其繁重的理政公务约束了他的爱好：赋诗、览胜和鉴赏。“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御制文三集》卷九）。时下到故宫博物院览胜的游人在参观养心殿时，都能隔窗看到位于西暖阁的“三希堂”——乾隆帝手书匾额，用于贮藏王羲之《快雪帖》等三部名帖的小小雅室，而在这座当年清帝起居和办公的宫殿里，还有他书写的“无倦斋”、“自强不息”等励志匾额悬于其他殿阁门楣。警觉人君的“雅致”影响满朝风气，这是乾隆帝区别于历史上诸多风流天子的地方，也是他通告属下不许投其所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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