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锚——旧日本帝国海军发展史_刘怡、阎京生著_9787307065543

本书为“经典战史回眸”系列丛书之一，对日本沿海军从明治建军，通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直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历程进行了具体的、绘声绘色的描述。

　　1853年7月美国佩里准将以“黑船”敲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人初见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强大力量，对于开放和变革的迫切性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迎来了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和日本海军的一个快速崛起时期。从祈求阻挡蒙古大军侵略的“神风”再现、摧毁“黑船”的无知与迷信，经过维新派的觉醒而奋发图强，日本在短短二十年之内建立起一支以巡洋舰队为基干、可堪使用的精良舰队，跻身世界十大海军强国之列。但急速的成功也使得整个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认为时不我待，若要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殖民地，就必须对外扩张。而扩张的矛头第一个指向的就是战略地位关键的朝鲜及中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对与日本同一时期“开国”、同样经历过早期工业建设和军事现代化的中国，体制变革与转型更加彻底的日本彻底击败了徒有一腔热血的清朝北洋舰队，宣告了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的诞生。
　　中日战争后，日本因满洲和朝鲜问题，同时也受英俄争夺亚洲区域霸权的影响，迅速走上与俄国对抗的道路。在以俄为敌、集中力量扩充海军和英日同盟的推动下，日本迅速建立起一支以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为基干的“六六舰队”，并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势在1904年引燃了日俄战争。秉承分割消灭对手和优先控制黄海制海权等中日战争的教训，具备主动性的联合舰队在战争初期即陷俄国太平洋舰队于旅顺包围圈内，并在黄海海战后完全冻结了其突围的可能。在铁甲舰时代最具决定性的海战——对马海战之后，日本终于踏着僵化衰弱的俄罗斯帝国的废墟登上了东亚霸主的位置，并一步步朝着诸如“八八舰队”、太平洋主宰这些虚妄而野心勃勃的目标疾行而去。
　　明治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的兴起，代表着世界近代史上一类新兴国家的崛起传统：它们表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快速的变革往往意味着大量新生事物的出现，可资借鉴的历史要么被认为已经过时，要么不足以应付时下所需。随着国家力量和海上实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已经成为东北亚角力的重要一员，其影响力为世界所瞩目。这种状况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政治领导人和军事官僚集团对外扩张的野心。在举国若狂的军国主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辨认历史的趋势几乎已经成为当时所有日本人的弱项——而对于身为大时代亲历者的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这种洞察力无疑至关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诚如马汉所言，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无论在中国还是东瀛，对近代日本海上战略演化的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在中国，从未有任何一本系统的著作立足于研究日本海军战略或日本海军史，除散见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北洋海军一节外，甚至于对日俄战争的全景式描述作品也难得一见，这无疑为笔者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极大难度。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专业文献，需着重指出的是，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现为防卫省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在1966一1980年间陆续编撰完成的102卷《战史丛书》(朝云新闻社出版)，其中与海军相关者33卷，是日本方面关于太平洋战争最权威详实的著作。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其《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第1-7卷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官制演化和作战计划制定的剖析与文献记录，令人获益匪浅。
　　中华近世多兵戈，又以与东瀛邻邦间的战事历时最长、影响最大。而对于曾位列世界第三大舰队的日本海军，我们虽熟谙“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大和号战舰”等词语、概念，却远未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回顾和重述日本海军的兴亡历史，思考一个现代后起国家在崛起和应对世界秩序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海军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更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工业实力、战略思维和整个国家系统的协调程度，这也是我们行文中重点关注的方面。具体到日本海军史中，恐又以明治维新前后四十年的一段历史，矛盾、变局最为集中突出。是故当我们准备日本海军史的出版事宜时，首先瞄准的也是其发端部分——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这四十年的日本海军史，也就是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本书。
　　在《菊花与锚》之后，我们将陆续推出《逆天而行》、《联合舰队》两部后续作品，以三部曲的形式力求更充分地展现和刻画旧日本海军从迅速的崛起直到灰飞烟灭的全过程。
　　刘怡
　　2008年夏于北京

　　除了为幕府效劳的人才之外，吉田松荫、桥本左内等立志改革国家、富国强兵的学者也在民间开办讲塾、著书立说，谴责幕府的腐败与无能，倡导富国强兵的目标。吉田松荫也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和外国的条约即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整个中国。他说：“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蛮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硫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奉贡如在盛时。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还要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种观点被时人称为“海外雄飞论”。明治维新时期活跃在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伊藤俊辅(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都曾经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松下村塾”就读，因此吉田松荫以邻为壑、鱼肉乡里的“海外雄飞”主张后来也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国策。
　　西方人人侵日本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幕府本身。幕府对西方各国的要求表现出的无能与退让，极大减弱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失望的下层激进武士决心推翻幕府。为了寻找一个既能帮他们发泄不满、又没有实权的傀儡领袖，他们想起了早已被人遗忘的京都朝廷，发现天皇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领袖。于是，“尊王攘夷”成为了西南地区那些忿忿不平的大名及其武士家臣们中最流行的口号。
　　对江户城中的幕府将军来说，佩里舰队的到来也意味着以锁国、禁海等鸵鸟政策为海防手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佩里舰队到达江户湾、幕府向各藩征求对策的时候，“御三家”之中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便建议解除1635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约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此禁令于1853年9月正式撤消，幕府允许各藩重新建造大舰。事实上，幕末时期的日本海运商“菱桓回船”和“樽回船”等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吨)，所以受此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
　　解除大船禁令后，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的指导下，进行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改革，其中最先施行的改革便是聘用西洋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这与中国清朝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初期以“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首要目标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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