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精装）_徐迟　著_9787506375313

本书为《徐迟文集》第九卷《江南小镇》上册。

《江南小镇》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时，徐迟称之为自传体长篇小说，实际上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传或回忆录，只是未彻底完成。它本着卢梭《忏悔录》那样无所隐藏、无所粉饰的真实精神，诚实坦率地回忆了自己前半生的生命历程（全书终止于1962年他48岁）。

全书共分为六章，以每八年为分水岭：第一部写了1914—1922的八年，他的家乡南浔，他的父亲毁家办学，他的童年；第二部写了1923—1930的八年，父亲病故后他艰辛而孜孜求学的少年时光；第三部1931—1938的八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如何一腔热血，终于报国无门，转而读大学，接触到西方文学和音乐，写诗，恋爱，结识戴望舒、鸥外鸥等诗人，找到最心爱的女子结婚，直至抗战爆发，是他纯情浪漫的一段青春岁月；第四部1938—1946的八年，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部，也可以说，抗战的八年是徐迟一生中最重要的八年，经历太多，值得书写的太多。在香港结识乔冠华以及冯亦代、袁水拍等文化界人士，在重庆更是极为活跃，在周恩来因病住院时日日陪护，抗战胜利毛泽东到重庆时被个别接见，与当时在重庆的文学艺术家们日常相处……

第五部1947—1954他人生的第五个八年，初版的《江南小镇》只写到1949年，后面的五年，直至第六部1955—1962的八年，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续写的，“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他如何积极投身于那“火热的生活”。但是晚年的徐迟，在回忆那逝去的火热时光时，也不免充满了迷惘。因为他对当年有了不同的新认识，这需要他进行某种自我否定，这种痛苦的迷惘，使他终于没有完成全部的自传。

徐迟以及他这一代作家，是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战争、革命、和平、建设、动荡、浩劫、反思、改革开放……《江南小镇》虽然没有写完徐迟的一生，但内容足够厚重，足以反应中国最苦难的半个世纪中，一个知识分子不平凡的波折命运。

　　四
　　南浔是一个巨富之镇。有不少人认为它可不算小镇，它是中国罕见的一个富镇。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曾正式宣布南浔升级为市。那时人口五万。镇上庆祝了三天，但后来却并没有成立市的建制。
　　在这熙熙攘攘的小镇上，有着号称“四象”的四个大家族，以及类如宁国公、荣国公那样的八家公爵似的，号称“八牯牛”的大富之户，以及拥有充满了民间嘲讽意味的，号称“六十四只老黄狗”的这么多的豪门、财主。
　　其中尚非首富却最有势力的是张家。以丝业盐运业起家的张家，在清代后期已在上海设有运通公司。巴黎和纽约都有他家的分公司。孙中山接受过张家一次三万两白银的捐款，是在纽约付给他的革命经费。就这样张静江取得了信任，当上了国民党财政部长。之后，他动用党费基金，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曾在里面混过一口饭吃，因此在一九二六年，他让张静江做了国民党政府代理主席，而后誓师北伐。那时有一张团体照片，所有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都站着照相，包括蒋介石都站着，独有张静江却坐在椅子上，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跛了一腿，不能站立。张家后来大搞建设了，但搞不过蒋、宋、孔、陈这些家伙。他出走到了美国，在纽约的摩天楼里设置佛堂，吃素念佛。而后，他病死于巴黎。
　　这张家经营了国营和民营的工矿、电气、交通、运输、食盐等事业，还创建了莫干山的避暑胜地。他家在东栅，有一大片的房屋。一座静绿山庄，有些亭台楼阁还略带西式。有一大片草地和网球场的园林，后来是我许多年的邻居了。我家坐落在静绿山庄的后门，我家后门对着他家后门。不过我们是赤贫之家，似乎是不配写在一起的。
　　我家本也是书香门第。我是出生在一个近代概念的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原先我们还比较殷实富足。我曾祖父徐延祺曾在紫禁城内、太和殿旁的军机处行走，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专司向皇上条陈有关外交政策奏章。可是绵延到我这一代，自我之出生，并且直接因为我之出生，使得我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巨大灾变，以至于倾家荡产，从此便一无所有了。这场灾变，容我细细道来。
　　我父亲徐益彬，通常用“一冰”这个名字。他是与鲁迅先生在同年诞生的，本世纪初他二十岁，考取秀才。但在狭义相对论发表的一九〇五年，那年他二十四岁，愤于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这一耻辱性称号，出国留学于日本东京的大森体操学校。据说他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这一点我还有所保留。他肯定听过孙先生的演讲，但不一定参加组织。在日本，他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次年毕业回国，执教于上海的中国公学、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和上海女子中学。正是这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E＝mc2的有名公式。一九〇八年，他和他的朋友徐卓呆、王季鲁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于上海老西门。王季鲁办理校务，徐卓呆专司学科，我父亲担任校长并兼训育。初时经费奇窘，支持并非易事。大家埋头苦干，头两年都不支薪水半文。但每期学生毕业出来，各学校都争先聘请，到后来全国各地都有体操学校毕业生在当体育教师。后来，徐卓呆因事离沪，王季鲁也无暇兼顾，校务就由徐一冰独立支持。因这件事，他获得了北洋政府颁发的一等文虎章和七等嘉禾章这两枚勋章。大总统黎元洪还颁发给他一只“教思无穷”大匾额。我小时是看到过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家乡，还曾看到它高悬在百间楼下，徐家宗祠的正梁上。
　　我母亲陶莲雅，又名“怜亚”，是念过书的，有文化的。和父亲结婚的头十年中，她生育三次。第一次生下的是女的，第二次又是女的，第三次却还是女的。辛亥革命那年父亲正好在武昌，黄鹤楼下，练兵场旁，受命建一座体育场和一所体育馆。根据他的一个学生回忆，建成后他曾骑马驰奔在体育场上，还在体育馆四周的回廊上跃马小跑数匝，以检验建筑物是否坚固。然后他下马将这体育馆交给了留下来工作的体校学生管理。这地方现在是湖北省省体委所在地。他的孙子叫徐延，八十年代末在省体委体科所，当副所长。在辛亥革命发生，震惊全国时，我祖父闻讯，竟脑溢血发作，“惊遽而死”。中国体操学校也因这个革命大事，而停了几天课，但随即照常复课了。
　　一九一三年，因袁世凯谋图不轨，发生了第二次革命。上海的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久攻不下。我父亲一时义愤填膺，曾率领六十名体校学生，勇猛向制造局进攻。他们锐不可当，已经突入制造局的东栅。但那守将郑汝成却是一名战略家。双方激战一夜，相持不下。最后打到天明还是没有攻下来，幸无伤亡，学生军撤回了学校。我的母亲听了一夜的枪炮声，提心吊胆。终于放了心：校长回来了，安然无恙。
　　我诞生的那一年，是虎年的一九一四年。春天，我父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体育刊物《体育杂志》。经过六十五年之后，到了一九八一年，浙江大学体育系重新发现了该刊物的两期：创刊号和第二期。人们才知道了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徐一冰，编辑过这么一种体育杂志。它二十四开本，铅字排印，有铜版纸精印插页。因它是道林纸印刷的，所以过了一个多甲子，纸张还完好如初呢。中有体育论文专著，有体育史和体育教授法，以及体育的游记资料、生理卫生及译文、小说、文苑杂谈等等。这两本刊物证明了并奠定了我父亲是属于我国第一代的，居于第一位的，现代体育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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