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_柯华　口述，郭彤彤　执笔_9787503956652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记述了柯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安学习、工作，担任外交部首任礼宾司及亚非司、非洲司、亚洲司司长，驻外大使，“文革”的经历，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工作41年。
《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由柯华口述，由郭彤彤执笔完成。

     1915年12月，我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县里湖镇。
    里湖镇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有点历史．明代时，这里商业比较发达，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里湖商业发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颇具地理区位优势，它毗邻榕江，东面和梅塘镇接壤，西面与揭西县坪上、钱坑相连．南临梅林镇，北面是榕江南河，同揭西县金和镇隔河相望。镇内有榕江、火烧溪、西门溪、引榕渠四条水穿流环绕。
    明代时，在石牌溪、火烧溪之间修建了一座龙门桥，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叫“鲤湖镇”，后来简写成了“里湖镇”。
    明、清两代，里湖镇的商业情况比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不容忽视，就是里湖的商业始终是在农耕社会的框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一但农耕文明的社会框架遭遇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它就垮了下来。具体地说，就是穷人多了，农耕社会中的商业形态萎缩，大部分人家退守到单纯的农业生产。
    我很小的时候，体会最深或者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家里穷——大杂院里有一间房子是我们家的，住着父亲、母亲、大姐、大哥、弟弟六七口人。
    房间里除了床之外，就是一个织布机。我估计这个织布机算是我们家唯一在当时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纽带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妈妈织布除了供家里人穿衣之外，还会将多余的布拿出去卖。
    20世纪初，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文明已经进入鼎盛时期，我妈妈织的土布和洋布根本就没法比，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质量，都比不上洋布。
    当然，我妈妈不懂这个，她依旧每天晚上织布，点不起煤油灯，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蜡烛，就点一支香。一支香的亮度怎么能够照明呢？但确实如此，妈妈每天都点一支香织布。
    妈妈织布，爸爸从事农耕，父母皆为勤勉辛劳之人，但却始终无法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平常日子，舍不得吃肉，就买二两猪油挂到门口。
    我小，嘴馋，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仰着脖子舔那个挂着的猪油。弟弟也嘴馋，我干脆给弟弟抠下一块喂到他嘴里。弟弟吃下去，没过多大一会儿，肠胃受不了，吐得一塌糊涂。
     我们家这种穷在里湖不是个别现象，大家都穷。
    穷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山东、河北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穷．很多人闯关东，到东北去谋生。
    我们那儿的人去哪里呢？去南洋，漂洋过海到南洋讨口饭吃。
    久而久之，漂洋过海到南洋找饭吃的人多了，普宁就成了侨乡，大概有一多半的人家会下南洋。就拿普宁的里湖镇来说吧，一共10万人多一点点，就有4万的侨胞，比例很大了。
     当时家里穷得没法子，我父亲也下南洋，去现在的马来西亚。
    父亲到马来西亚大概是1917年前后，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到马来西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密切得很——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橡胶是热兵器时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战备物资，火得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期，这10多年中，南洋出现了一批通过做橡胶生意发了大财的华人，像华侨巨子卢文仪，他的橡胶园里仅雇佣的工人就有几千人之多。
    我父亲刚到马来西亚，通过家乡的亲族关系，给一个号称“马来西亚第二大富翁”的人工作，不过不是在橡胶园里，而是在他开的一家杀猪铺子里当伙计，做些杂事，后来管账，每个月挣17块钱，寄回家来10 块钱。有了父亲寄回来的10块钱，家里的生活这下子好转了。
    后来，父亲成为了杀猪铺子的经理。父亲做事有个特点：勤勉。他把杀猪铺子经营得相当好，大富翁送给他一片橡胶园，父亲挣了钱就往家里寄。
    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有了钱就要盖房子。父亲经营橡胶园挣了钱，我们家也盖了大房子，从大杂院里搬出来。家乡人把这种大房子叫“四点金”，能盖得起“四点金”可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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