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轶闻为“江南大学文化书系”之一,收录了由江南大学离退休老同志、教师、校友所撰写的部分已故老教师的生前轶闻。溯远至近,生动地记述了这些优秀教师在教书、治学、育人过程中的精彩故事,每篇文章都配有现代手段制作的人物画像,神形兼备,再现良师形象与气质。良师轶闻旨在传承育人理念,弘扬师德师风,彰显江南大学“笃学尚行,止于至善”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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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江学海源流长
诞辰百年以上的世纪贤德离开我们日渐久远,他们有的毕业于早期国内一流高校,如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有的跨越重洋,从美国、法国、比利时、苏联、日本等国获得学位后归国。他们中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获得教授职称,是各所重点高校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曾经是工业界的技术骨干,为现代酿造业、食品工业、纺织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们不仅是本校办学史上载入名册的导师、泰斗,是独立建校初期的先期奠基人,而且他们个个德能兼备、多才多艺。那些“寓理于情”的小花絮,记载着文江学海源远流长,衬托着世纪先贤德高才厚。
他日有进,当学韩愈——钱穆
(在江南大学纪念钱穆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发言)
钱慈明
我的二伯父钱穆,曾任职老江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九),二伯父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外鸿声里七房桥的贫寒书香世家。7岁入塾,修读古文。日识生字20余,渐增至七八十,均强记不忘。后家迁无锡荡口,改聘华姓塾师,听讲《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等。随后师病失塾,在家竟日读小说,能通篇背诵《三国演义》,不差一字。伯父 10岁时进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学校。果育是清末乡间新式小学,尊师重教传统未改,师资质量甚高,既多宿儒任教,又有留洋学生讲课。伯父既得经史子集的国学教育,又接触西方新学。他发奋力学,屡得鼓励。体育教师钱伯圭是革命党人,启以民族观念与文化意识。国文教师顾子重学贯中西新旧,尤精历史地理,曾抚伯父脑袋,当众称赞:“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学韩愈。”伯父遂有学韩之志。暑期讲习班教师华紫翔是苏州中学英文教师,竟能讲授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代诸体古文史册,伯父受益匪浅。因作文优秀,获《太平天国野史》和《修学篇》两册书为奖励。《修学篇》乃蒋万里所译,选述西欧诸位未进学校、自学成名者数十人之修习故事。此书对于伯父有志苦学不倦,自学成才的影响甚大。良师的点拨教诲,使学生受惠无穷。 1905年伯父小学毕业前一年,祖父英年早逝(41岁)。时伯父年仅十一,家徒四壁,唯祖母坚遵祖父遗志,定为钱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伯父等兄弟失学。1907年冬,他与兄长一同考入刚成立的常州府中学堂,二伯父读中学班,大伯父读师范班,都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迫于生计,大伯父肄业,即回七房桥创办又新小学,并亲自任教,月薪 10余元,用以养家活口,同时供诸弟读书。二伯父中学毕业后,也即分挑了家庭负担,先后在三兼小学、
荡口镇私立鸿模(即果育)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小学担任乡村小学教师,辗转七年半。乡教既繁且碎,他却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博览群书。吃饭看书,如厕看书,寒暑不辍。夏暑为防蚊虫叮咬,纳双足入瓮夜读,坐船往返梅村高四与荡口鸿模之间,安坐船头聚神读书。仿效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例,晨学经书,夜阅史册,午间兼读闲杂。授课之暇,亦读报章杂志,学而不倦,锲而不舍,自励不息,苦读十年,为他一生的学术造就与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根基。
1922年秋,伯父由好友施之勉先生推荐,应聘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开始了他九年的中教生涯。1923年秋,应钱基博先生相邀,入职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三师对门是孔庙和无锡国学专修馆,他开始了著述大业。1927年秋由三师同事胡达人先生推荐,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国文课首席教师,教最高班兼班主任,并带钱伟长去苏州读书。1928年夏秋之交,忽家遭三变(丧儿、妻、长兄)。1929年春,伯父在苏州续娶伯母张一贯,并迎祖母居苏州,共生三男二女,长子钱拙、次子钱行、三子钱逊、大女钱易、幼女钱辉。
1930年秋后,顾颉刚先生特荐伯父应聘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开始了大学教授生涯。燕大时称各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高校。伯父初到燕大,就在督学司徒雷登主持的招待宴上直抒感怀,“所谓中国化者实不然 ”。建议将那些洋文命名的楼宇统统改为中文名称。燕京大学特此召开校务会商议,终采纳伯父之建议,改“M”楼为 “穆”楼,“S”楼为 “适”楼。以钱穆和胡适之名各命一楼,这在燕大传为一时佳话。但教会学校的氛围伯父终感不适,故一年后即辞职。1931年夏,伯父应聘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携眷奉母北上,兼清华课程,再升教授。1934年又兼燕大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伯父当年在北大上课,似登辩论会场,不避争议,观点鲜明,博引详证,深入浅出、诙谐善喻、形象生动,尤其是满腔激情,激荡全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伯父一口无锡官话,东西南北各地人士竟然都听得懂,来自校外的旁听者为数不少,每堂听讲者常达 300人,坐立皆满。伯父是北大最叫座的名教授之一。
伯父在北京大学执教八年,前三年利用北京和各校图书馆,后五年一意购置故籍孤本,常到琉璃厂、隆福寺各书店,店主几无不识。有限的薪金,除日用之外,尽数耗于此。历年所购书籍逾 5万部,20余万册,内不乏珍本秘籍,可装 20余大箱,继而伯父在学术上也日益渊博。
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各大学纷纷迁校西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伯父在文学院任教。1939年曾受聘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北大来联大的史学系学生已全部毕业。遂告假一年,返苏州省亲,时伯母也携子女自北京返苏,持娄门荒废已久的榴园,更变姓名闭门不出,陪侍老母。1940年夏,他经香港抵成都履职,又兼齐鲁大学课。1941年 2月祖母病逝,得噩讯日夜伤悼。1944年执教华西大学,1945年又兼四川大学课。1946年夏东归苏州,秋扶病赴滇,任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云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