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_徐弃郁著_9787549551309

美国是如何成功的？本书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本书以1890－1900的美国为视角，回溯到历史的“原点”来看待其从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阶段。从世界性帝国崛起的角度来看，这一最佳“原点”，即1890—1900年。这一阶段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头，以“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这一“关”一“开”之间正好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正是在这样的扩张思路下，美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成功地在大国林立的世界上规避矛盾、厚积实力，特别是有效地避免了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升级。全书最终落脚于“超大国家的扩张”这一主题，侧重从美国的这一案例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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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来说，1890年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一方面，美国工业产值在这一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未来称雄世界的物质基础俨然成形；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局总监则宣布，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美国人提供无限机遇的西部“边疆地带”已经不复存在，暗示着美国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和风险。就在这样的二元张力之下，美国崛起的关键十年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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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它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用一句话归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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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尔摩斯探案中曾经提到，有人进来狗却没有叫是真正奇特之处。在分析美国海军扩建的影响上，这一逻辑也完全适用。美国海军扩建的过程中最奇特、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美国海军的迅速扩张并没有在外部世界产生多少影响，特别是没有引起欧洲列强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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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实力、英美共同文化渊源是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主要原因，但美国在海军扩建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也非常值得琢磨。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但在实际部署上，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后者的矛头恰恰明确指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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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1896年之间，英美因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发生了自美国内战以来最激烈、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历史上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似乎正在重演。然而，双方虽然群情汹汹，但基本只是用照会和公开咨文进行交锋，既没有任何一方发出明确的武力威胁，也没有进行实际的战争动员，总体属于“文斗”。从结果来看，这一危机不仅得到和平解决，而且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英美敌对迅速让位于英美和解，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戏剧性地减少了，为半个世纪以后所谓的“霸权禅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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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中，战争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实力对决、最暴烈的意志宣示，往往被赋予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成为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坐标。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尽管只是“一场绝妙的小战争”（国务卿海约翰的用语），很多人还是将其视为美国成功崛起的标志和帝国扩张的关键一步。美西战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部分海外领土，更重要的是，战争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对夏威夷等海外地区的兼并，形成一个“太平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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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绝妙的小战争”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大国战争中最乏善可陈的一次。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占有决定性优势，但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毕竟刚刚建立，战争的组织和指挥暴露出不少问题。所幸西班牙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战争准备松懈，指挥官完全没有斗志，对一些可能重创美军的机会也视而不见。双方宣战不久，美国亚洲分舰队就在乔治?杜威的指挥下轻易摧毁了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小舰队，取得“马尼拉湾大捷”，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国内士气。在加勒比海，美国海军主力等到7月3日才有机会与西班牙另一支小舰队交战并将其摧毁。7月15日，美国陆军1师赶到菲律宾并开始围攻马尼拉。7月19日，西班牙请求法国帮助斡旋停火，此后就开始打打谈谈，直到8月12日正式停火。
　　在这短短不到4个月的战争行动中，所有战斗的规模都不大，美国军队的损失更是微乎其微。在两场最大规模的海战——马尼拉湾海战和古巴沿海的海战中，西班牙海军的阵亡人数分别是400余人和160余人，美国海军则只有几人伤亡。在古巴的陆上作战中，美军也只有500余人阵亡，而且多数是死于热带疾病。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基本上是一边倒，所以整个过程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有点过于轻松而显得不太真实。一位随军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当美国战舰在炮击一座西班牙要塞时，水手们“在小声说笑……同时从甲板底下传来军官们的弦乐队演奏的声音……像这样在本世纪末进行的战争是文明的”。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海约翰对这场战争的称谓——“一场绝妙的小战争”一下子成为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最恰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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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中寻找启示与历史研究是两回事。对美国这样比较特殊的国家，要从其历史中寻求某种有普遍性的，甚至是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则尤需谨慎。托克维尔就曾提醒到：“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不过，如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审视美国1890—1900年的经历，那么其特殊性就不是在于美国具体的地理、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在于这是一个极为少见的、超大国家崛起和扩张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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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性帝国崛起的角度来看，美国历史上最佳“原点”就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年。这一阶段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头，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这一“关”一“开”之间正好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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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治人物的文章和讲演都有点像啤酒，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宏伟言辞，飞腾张扬，也并非无味，但终究不是实质内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能也是妨碍人们了解其真实政策意图的一个因素。本书在研究和撰写中要努力廓清和发掘的，也正是这种美式言辞背后实质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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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现实之间永远是一种深层的互动关系，所以历史观本质上也是世界观。但是，两者只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相互映现，而不是庸俗化的对照。德国“统一战争”的军事总指挥、克劳塞维茨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高度推崇历史研究，但也反复告诫后人：永远不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不要试图从历史中去找答案。这句话始终伴随着我的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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