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货币Ⅲ：文化篇》以全新的视角，将货币国际化这一经济问题回归到文化系统中进行深入研究，摆脱了经济学本身的局限和困扰，在更为广阔的范畴中去挖掘文化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大国货币国际化背后的文化力量，展现了文化版图剧烈演变和货币霸权激荡起伏中潜藏的内在逻辑，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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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失败，英镑的衰落，欧元的崛起，美元的问鼎……大国货币霸权兴衰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因素和内在联系 ？为什么一度飞黄腾达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都没能登上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宝座？为什么日元几次向国际货币目标的冲刺都以失败而告终？是什么催生了英镑成为第一个国际货币？又是什么能使美元长期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这一切问题也许可以在文化和文明中找到根由和答案。
涂永红，金融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曾出版《浴火重生——高盛》《巨人之死——雷曼》《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国际收支分析》《汇率波动的经济效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部著作，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
前苏联解体后，世界基本摆脱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对峙的局面，但期盼中的和平并未如期降临，各种矛盾和冲突依旧充斥在我们的周围。1993年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作者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先生将新世界的矛盾归因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和提出了文明冲突的世界范式，并声称这就是当下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姑且不论亨廷顿先生的说法是否完整和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明和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征，而且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本。换句话说，一切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和文明中找到根由和答案。
从逻辑关系上说经济是文化的子概念，它属于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分部。然而，在现实中人们更愿意把经济活动挑出来当成一个独立运转的系统对待，以便研究经济活动特有的规律和潜在的能量。遗憾的是，过分的专注反而忽视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这种思考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迷失在经济现象的漩涡中，被各种抽象的公式与模型牵着鼻子走，最终成为众多数字的奴隶。按照流行的观点，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行。然而，无论经济怎么重要，它毕竟只是基础，它仅仅是现在、是当下，它无法回答未来、明天会怎样？我们需要另寻答案。事实上，文化以其更为广博的胸襟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它扮演着探索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承担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重任，是我们航向未来的风帆和舵手。换一个角度说，当温饱问题不再威胁多数人的时候，找寻一种更超脱、更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成为人类共同追寻的目标。此刻，处于底层的经济活动只是人们放飞理想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多地服务于文化发展的要求，不再囿于经济学偏好的狭隘范畴。由此可见，一旦我们把一些经济问题放到文化环境中去研究，就会撇开蒙尘，发现其终极目的所在。
以货币国际化为例，这一问题通常被纳入经济学的范畴进行讨论，很多专家学者都习惯成自然地认定，既然关乎货币那就一定是个经济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货币固然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货币的国际化却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一点从日元国际化苦苦挣扎的历程中就可窥见一斑。日元几次向国际化的目标冲刺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凭借军事侵略还是经济领先，日元的国际化都没能梦想成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元第二次冲击国际化的失败更令人费解，为什么一个看似纯经济的问题却由不得经济本身决定呢？以当时的经济实力来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不仅坐拥海量财富，而且日本制造的商品遍及世界，一个经济帝国的强大身影呼之欲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元国际化似乎毫无悬念和障碍。然而事与愿违，日元国际化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有人指证这一切是美国人在国际金融领域作祟的结果，但日元国际化失利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答案显然不是用算盘能计算出来的，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显得苍白和无能为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书试图将货币国际化这个经济问题回归到文化系统中进行深入研究，摆脱经济学本身的局限和困扰，在更为广阔的范畴中去挖掘文化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这个问题的根由，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文化支撑。
当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扩大的时候，历史就会告诉我们，货币国际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它所体现的是文化、军事和政治的合力，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表征。这正是本书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视角。一旦我们脱离经济学的窠臼，不再企图用抽象的公式和模型来梳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就会跃然眼前。纵观世界历史，能够充当国际货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货币，如当初的英镑和现今的美元和欧元，这些国际货币的背后的确是强大的经济体。傲视他国的经济实力毫无疑问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历史上经济飞黄腾达的国家远不止英国和美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拥有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曾经属于西班牙，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袤的殖民地也一度是荷兰人的骄傲，但无论是西班牙的比塞塔还是荷兰的荷兰盾都没能荣登国际货币的宝座，机会却被英镑抓住了。
英镑是怎么做到的呢？多数人的答案是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出现在英国而非经济基础更好的欧洲大陆国家呢？与旧大陆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这个岛国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使得它能得天独厚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霸主？答案可能不计其数，然而，仅从一个看似简单的文化现象就足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英语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据统计有近4亿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还有同等数量的人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超过80%的电子信息使用的是英语。如此高的语言国际化水平揭示了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英语和它承载的文化是英国成功的来源，也是使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深层推手。
马克斯·韦伯先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镑之所以成功的奥秘。韦伯先生发现，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是决定资本主义兴衰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韦伯先生的发现与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先机的看法大相径庭，资本主义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其实，生产力的发展源自实践，而实践是以理论为先导的人类活动，理论又是文化的产物。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文化进步作为先导，妄论经济发展只能是井底观天，不得其要。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军人，主要契机是新教在英国的立足和发展。宽松和仁慈的新教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萌生提供了自由思想和生长空间，从而催生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到来。
英镑成为第一个国际货币的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哲学，这个被“宇宙之王”斯蒂芬·威廉·霍金认为已经僵死而毫无用处的学问。历史上，古希腊哲学一直处于知识的顶端，是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世界的知识源泉，直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借助科学实验，超越哲学模糊的说辞，用越来越清晰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辉煌成就黯淡了哲学原有的光辉，并使哲学淡出了多数人的视野。然而，人们容易忽略的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本身就是哲学导引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还直接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崛起。经验主义哲学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不再低头臣服于自然，而是赫然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用主宰者的眼光审视自然，研究自然和利用自然。有了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发展速度一日千里，进而成为引爆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的导火索。
同样，美元问鼎国际货币体系霸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实质上这是实用主义哲学打造出来的美国文化的胜利。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把自由平等思想、个人主义、行动与成功紧密关联起来，用极其通俗易懂的美国梦号召民众，树立起资本主义重实效的发展理念，使美国经济快速崛起，并以极高的效率超越了英国与欧洲。如今，侵蚀传统家庭生活的美式快餐，宣扬个人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伴随着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可口可乐，在全世界为美国文化的到来修桥铺路，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就固若金汤了。
当然，欧元、日元、卢布这些区域化货币的背后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推手。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竞争力差异，以及文化中固有的与经济国际化的冲突因素，是造成日元、卢布国际化进程受挫的主要原因。
把货币国际化问题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考量，拓宽了我们思考问题的传统思维边界，是一个创新的视角。本书以主要国际货币为线索，探索文化、宗教在其横空出世、成长、衰落过程中的作用，以史为鉴，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我们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的认识。弘扬中华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内核的侵蚀，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长久、根本的动力，还是中国引领世界、告诉世界未来是什么的充分必要条件。
泱泱大国，和而不同。
涂永红2014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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