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泰晤士报》眼中的清末改革，国内首次出版。记录一个国家在特殊年代不可磨灭的烙印。张宪文、杨天石、王开玺 鼎力推荐！）
定 价：42 元
- 作者：（英）泰晤士报 著，方激 编译
- 出版时间：2014/4/1
- ISBN：9787229074654
- 出 版 社：重庆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K257.06
- 页码：396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大16开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选译《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内容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死和他们死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袁世凯出山镇压武昌起义等事件。《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晚清史。
这本《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选取了《泰晤士报》1901－1912年对中国改革与革命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及报道，给读者提供了那一时期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及全新的观察角度，同时为学习者与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泰晤士报》，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世界上第一张以“Times”命名的报纸，诞生于1785年，创始人为约翰·沃尔特。 作为综合性日报，《泰晤士报》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由于长期秉持“独立地、客观地报道事实”、“报道发展中的历史”的宗旨，《泰晤士报》在很多领域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朝廷的屈服
美国的态度
帝国海关
采访李鸿章
醇亲王的欧洲之行
李鸿章
1902年
皇太后回銮
清国的厘金制度改革
张之洞兼充督办商务大臣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朝廷的屈服
美国的态度
帝国海关
采访李鸿章
醇亲王的欧洲之行
李鸿章
1902年
皇太后回銮
清国的厘金制度改革
张之洞兼充督办商务大臣
1903年
清国教育改革的一些特点
模范租界
清国的货币问题
“少年中国”
1904年
赫德爵士与清国的整编
清国的铁路问题
“少年中国”被控企图谋杀巡抚
清国的教育
1905年
1904年的清国
清国的确在发生变化
清国学生在日本
清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1906年
“中国人的中国”
一个清国人对于清国未来的看法
清廷大臣出洋考察
进展之中的清国改革运动
一道帝王的诏书
清国的改革运动
改革外务部的需要
清国改革诏书与日本报界的意见
1907年
清国的改革运动
清国改革的实际意义
北京的派系斗争
唐绍仪被弹劾
清国的全国运动对外国贸易者的影响
改变的与改变不了的清国
清国的改革派与反改革派
1908年
清国的教育和西方著作
清国的禁烟运动
清国的困惑和混乱
清国铁路与外国资金
清国与它的对外关系
新的北京
清国皇帝
清国已故皇太后
1909年
一个典型的措施
西学东渐时期的医学教育
日本在满洲里的行动
重访远东（6）——清国：财政的泥沼
重访远东（11）——清国：吹皱一池春水
重访远东（12）——清国：新酵素在发酵
清国的改革——一位死谏者的告白
张之洞之死
宪政清国
清国的自治
1910年
北京和各省的债务
清国的各省谘议局
清国的本土报界
清国的司法改革
清国的立宪运动：资政院的任命
清国的货币改革
清国国民大会
清国的改革运动：大局当前
清国的国家教育
1911年
签署贷款协议，以满洲里的税收作为抵押
清国与鸦片贸易
云南的进步
清国的货币改革
保路运动
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生涯
武昌起义
清国的危机
孙文与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一幕
清国的革命
袁世凯的回归
清国的革命
清国的危机：起源和发展
袁世凯与列强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上海，2月7日。）我刚在长江上结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机会获取了一些有关西安府的情形，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清国中央改革派阶层的感受。
一般都认为，如今，朝廷已对极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认了几乎以任何代价换取国际武力从北京撤军的必要性。在逃难的过程中，朝廷忍受了艰难的压力，在漫长的寒冬中，他们沿途见识到那些被饥馑摧残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见的贫穷与肮脏之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极端保守的满人与顽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实的改变。他们时不时地颁发一些极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给西方人的眼睛里糅进些沙子，却不过都是些权宜之计罢了。唯有来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实质性的线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还是具有着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开始议和时，我们坚信列强提出的要求都能够被满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答复，清政府还会同意采取一些内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而，当议和真的开始了以后，对于内部改革的提及却被遗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似的，认为只要在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让步，他们那古老的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扰。
李鸿章便是在大力鼓吹这个念头。他指出，一旦恢复和平状态，俄国将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势力。
只要俄国的好意得到保证——当然，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证——那么，朝廷便尽可以放心地指望它来保护自己。因此，他不仅劝说朝廷接受“满洲里协议”，而且把“清国政权在名义上保留统治的权力”这种要求，也当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而这一切，也仅仅取决于他个人对于俄国的影响力罢了。
或许，他与俄国之间的过从甚密，还可以通过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证据加以佐证：一旦各国公使在北京协商出什么重要决定来，他总是能够迅速、完整地将其通报给朝廷。
在西安府，没有人可以制衡李鸿章的势力。在如今被视作中央政府核心的军机处三要员中，唯独王文韶 一人具有改革倾向。但是他势单力薄，又被两位大员——代表北京坏名声的荣禄 和强硬反对派鹿传霖 ——狠狠地压制着。
总而言之，满人的势力仍然牢不可破。据传，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向两江总督 这样的改革派汉人官员自由报复的那一天。两江总督凭着自己的坚定意志和爱国信念，遏制了去年夏天的排外浪潮，也挫败了北京的阴谋。皇帝被这样一群顽固守旧的满人官员们围在身边，纵有鸿图大志，也难以施展拳脚。即便如此，据说皇帝与太后的关系也正有所改善，并且就连太后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往路线的错误。
清国的改革派现在更多关心的是问题的这一方面，甚至要多于对议和的关注。不管对列强的12条要求是完全接受，还是接受一部分，或是一条也不予接受，他们都看不出中央政府的方针路线里有什么能够挽救国家的根本性变革前景。他们的焦虑一点点地加深着，因为诸如英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列强，一直都在大声宣称他们想要看到清国保全自身、强大自身，但是，他们却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认识到，整个形势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着。
英国的冷漠尤其导致了他们深刻的失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持续了长达3个月的混乱状态充分说明，清国局势稳定的真正中心不在北方，而在两江，没有一种更加有力的杠杆，会比总督们的影响力更能给中央政府施加有益的压力。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凭着自身罕见的勇气与活力所产生的影响，拯救自己的国家并保护相像的外国人。如果他们不挺身而出，去抵制北京那些身居支配地位的派系所表现出的威胁、谄媚并牵制排外阴谋向南方继续推进的话，整个大清国都可能已经被点着了火。
在剧烈危机爆发的时候，英国理所当然地给了他们一些声援。但总让人觉得，这并不是总督们应该得到的那种全心的声援，特别对迄今为止一直声称自己在两江地区具有特殊利益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事件爆发时，人在南京的总督一再敦促向英国提供英、清两国军队对吴淞口和长江炮台的共同占用权。毋庸置疑，这先是引来了一片惊愕之声，然后，北方所发生的令人恐慌的事件占了上风，其他列强都对此表示了默许，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绝对需要依靠英国的船只在长江上向各国的外国人提供保护。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假设英国接受了刘坤一的提议，两江总督的影响力将不会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省份的防御措施上，而是会冲破一切阻碍，显露出远远超出其管辖权限的威力来。也许，在朝廷无望地妥协之前，他们就能因此而扭转北京的整个局面。尽管英国政府得到了别人认真的恳求，最终却丢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虽然像这样的策略我们只实施了一部分，仍足以从中看出，与优秀的地方政府合作，实在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然而，我们却对这样的实例教学表现得漫不经心，一等到北京重新打开了大门，又很快陷入我们的外交策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曾辛苦开垦过的但除了失败便一无所获的陈旧泥沼之中。
我们再一次忽略了将清国从绝境中挽救回来的活力，如果对其施以正确的引导，清国的生命力可能已经得以恢复。假设我们带头坚持，列强应该只和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人谈判，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诚实与勇气，在风暴和压力之中，他们依然忠于清国的承诺与条约；相反，各国不应接受像李鸿章、庆亲王 这样令人疑虑重重的协商者，倘若如此，不仅对方的建言可以推动谈判的进度，我们也应该能够趁机在他们身上灌输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朝廷的内部改革将会起到新的、更健康的促进作用。忽略了他们，我们便剥夺了自己在谈判中可以利用他们实务经验的优势，也削弱了他们从自己的人民那里赢得的巨大声望。他们正在酝酿着某种有益的比对，以自己在两江各省推行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来和北京因为采取排外政策所招致的危害相比较。还有，我们以漠不关心来回报他们的服务，无疑使他们暴露在对手的冷嘲热讽之中，这些对手现在会问，“你们如此卖命地为洋人服务，你们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力呢？” 张之洞在这方面处境尤其艰难，因为虽然他的影响力在知识阶层中非常大，但他缺少当地力量的强大支持，而刘坤一就能在他的总督席位上及其原籍所在地——湖南省内游刃有余。张之洞远比两江总督更易招致李鸿章长期的敌意。李鸿章诱导朝廷的方式也和列强提出的要求有关，当北京的全权代表接纳了这些要求之后，又对两江总督下了针对某些条款提出修正方案的命令，这一招可玩得够狠的。那成了一出很巧妙的喜剧，试图让人觉察出，一方面，总督们虽然号称是“洋人的朋友”，却无力影响列强们的决定；另一方面，他们让自己这一方身居外地的代表出面阻挠在初步议案上签字，又能动摇列强们对于这些外地代表的信心。与此同时，凭借着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潜移默化的分化，又试图狡诈地在两位总督之间播下彼此的不信任感。
至于远避西安府的那群人对总督们心存的真正感受究竟是什么，看看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就会得到足够的说明。不久之前，两位满洲官员自朝廷顺江而下，按照清国的礼节，在经过武昌时，应该要表示一下他们对张之洞的尊重。但其中一位居然轻蔑地说：“ 跟张之洞在一起，我能做些什么呢？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裁撤了他，让他无地自容；或许，还有可能让他的脑袋从肩膀上搬家。” 陈旧政权的死而复生，使得接下来的事情仿佛随波逐流一般。恐慌和灰心让想得周全的清国人，倾向于将政府所在地的国都永久性地迁到清国中部的某个地方。在某些地区里，这种想法更是甚嚣尘上。人们深信，假设朝廷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去年夏天的事件就不可能会酝酿出那样的气氛来。如果回銮京都，以后的事情又会无可避免地重蹈覆辙。
然而，与这样的观点相反，在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远离北京的王朝不可能维持与北京之间的传统联系，除此以外，俄国要么会否决迁都，要么会把它变成自己继续向南扩张势力的借口，如控制奉天一般地控制整个北京。这两派意见在某一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便是，不要指望能从俄国那里得到任何改良与变革的肇因。清国人是精明的观察家，他们意识到，俄国并没有兴趣像其他商业强国那样看待清国——这些国家希望能看到清国走向强大并重新焕发出活力；与此相反，俄国的兴趣只在于使清国目前的干枯腐烂一直持续下去。
令某些清国人不能明白的是，他们一直相信其他那些列强的动机是真诚友好的，这些列强应该已经让一个绝佳的机会白白地溜走了，这个机会既有弥补过往的承诺，也有修正未来的保证。举例而言，他们一直被灌输着这样一种念头：没有什么比让清国民意去接受由列强所提出的条款更重要的了，它甚至比迫使满人们停止享受其所谓与生俱来的种姓特权的“规定 ”还要来得重要，而这一“规定”的必要性，已经从满人们在义和拳乱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内部改革的全盘问题也是如此。两江总督一直不断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没有被皇帝听进去，这不仅要归因于李鸿章用心险恶的影响力，也有满人们一直存在着的优势的因素，此外，还因为列强们对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现阶段，清国政府能够对未来的修正作出的最好承诺，便是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只信任那些赢得列强信任的汉人政治家们。即使最近列强在商讨在华永久利益的过程中忽略已经造成了的损害，但是，只要英国— —或是独自，或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坚持叫朝廷放手让两江总督在他们自己管辖的省份中推行他们一再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且保证总督在一定的时限内不会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受到任何借口的干扰，这些损害便可以得到修补。至少，我们有责任对朝廷明明白白地表示，它对于两江总督的态度，会构成我们权宜之计中的一个主要依据，以决定我们对于清国的宽容度究竟会有多少。
几个月前，朝廷就已经预备好罢免两位总督的诏书，但是，由于英国和日本代表们的干预，这份诏书被延迟发布。然而，我们相信它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变成了某种消极的陈述。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放松自己对于履行义务者的责任。为了要完成一些我们先前敦促他们去完成的事情，这些人曾冒着——并且一直在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今天，我只能从那些意识到什么是最佳利益，并且希望以这样的意识将自己的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清国开明人士的立场，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整件事情若只是从较为狭窄的英国利益的观点来看，也是同等重要的。清国的完整和健全至今仍是英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清帝国必须要通过一系列谨慎而又稳定的改革措施来加以巩固。我们现在想要什么都不必做就将这些希望清国采纳的条款强加给它以推动其内部巩固的做法，只会和来自外部的肇因一起，简单地加速它来自内部的分裂。
然而，英国的民众似乎都保留着一种印象，无论我们多么想要维护清国的完整，也不过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而不是一种实际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如果必须要放弃这种计划，我们也只能镇静自若地看着它消失无踪。由于过去发生在清国的变故，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地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在其他地方并不顺遂的情形。我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先有所保留，以期做出更加完整的解释，但同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一印象是由大家所信任的公使提出的意见造成的。有关英国在长江流域上已经获得的影响力在任何方面都可与俄国在北方、德国在山东的影响力相类比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陷阱和错觉。距离我上次访问长江沿岸一带，已经过去了四年半时间。在这期间，相对于我们都应该已经有所耳闻的、有关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发展来说，英国在各方面的影响力都可谓有减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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