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中国名人大传丛书）_马道宗编著_9787550221604

　　全文共分少年英杰、名师高徒、维新变法、流亡海外、新旧论战、立宪运动、民初风云、坚持共和、晚年生活九章内容，全面记述了梁启超的救国思想、政治上的抱负，以及斐然的学术成就。

一、殷实人家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耕读世家。梁启超自称少年时只是一个“岛民”“乡人”，而且是一个“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他这种开朗直率的性格的确不同于一般人。
　　梁启超曾多次感慨广东在历史上很少有杰出人才，不像江浙一带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他略带遗憾地说:“广东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丝毫的价值。一百年以来，未曾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在《南海康先生传》一书中，梁启超也提及广州文化往往落后于中原。他认为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已开放很久，所以人物众多，而广东数千年来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事功方面都未曾出过一人。然而正是这个乡人，后来却成为中外闻名的重要人物。在新学说的影响下，他从早期的“乡人”转变为“国人”，后来又转变成为“世界人”。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等广东籍的重要历史人物一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震撼了全世界，也扭转了广东历史上少出人才的状况。他们如同明星，照耀中国的近代史。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梁启超最常说的话，也是他的终生座右铭。如果他不是在十一七岁时离开偏远的乡村，投身于纷纭复杂的政治中，他将作为一个乡人终其一生，湮没无闻，史册上也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和功业，历史也不会像现在所见的一样，起码会缺少重要的一页。如果他仅仅是来到了京城，而没有碰上这个变革的时代，他仍然摆脱不了乡下人的性格和气质。因为，即便他科场得意，成为高官，也仍要负担那种乡里家族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而且往往是沉重不堪的，有时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明代的李赞就因不堪忍受这种痛苦而出家的。即使最后能致仕回乡，做一名乡绅，也不过是一个乡人。不过，乡人也有乡人的好处，不用在政治风浪里沉浮。像梁启超这种小康之家，在当时那种“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山明水秀，安宁无扰，倒也可安享一生。梁启超形容他的家人半耕半读，犹如世外桃源中的人。
　　梁启超的家乡位于南国水乡一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离花城广州仅一百多公里，多是冲积平原和小土丘，西汉时这里称四会县，晋时更名为盆允县，南朝刘宋时期又称新会郡，隋朝废郡立县，传承至今。从新会县城向南，经过大作家巴金所说的“小鸟天堂”，大约二三十公里，就是茶坑村。这里正当西江人海要地，在河海相隔而成的小岛中央，难怪梁启超自谓“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
　　茶坑村大约有一百余户人家，五千多人。村前有一清澈见底的小河潺潺流过，时有滑过的帆船;村后有一长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时常有游人清脆的歌声飘荡其间。山上有一座凌云塔，这是一座建于明代的塔，宏伟壮观。站在塔上，珠江三角洲的美丽景色，能够尽收眼底;南海的滔天大浪，隐约可见。由此可以想见，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于林中漫步，思绪起伏，叹人生之困苦，思祖国之衰亡。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暑日多，炎热潮湿，即使到了严冬也不会下雪，四季花开，稻谷多熟，农桑繁盛，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发往全国各地。只是遭受台风侵扰，天灾人祸不断，这里的生活也并非完全无忧。其县志记载:“新会气候，一岁之间暑热过半，冬无霖雪，草木不凋。一日之间，雨叻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咫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尤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碎起俄顷。濒海地卑土薄，故阳懊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民无积聚而多贫。”
　　社会环境大多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性。以晚清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来看，长期生活于茶坑一带的乡民大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善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俭朴勤劳，务实，自治爱乡，崇尚封建伦理，信神鬼，尤其尊重读书人。就像《新会县志》所写:“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士者以恬退为乐，竟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馅屈。”此种风俗习惯，即使在经历了新文化洗礼的梁启超身上，也隐隐约约地有所反映。
　　清末的茶坑村实行一种有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在梁氏家族的宗祠“叠绳堂”里设有本村的最高权力机构一曹老会，由}1岁以上的老人充任，青年秀才、举人也可为会员。曹老会也称“上祠堂”，任命4至6名年轻力壮的男子做值事，其中2人是会计，管理全村财务税收等一切往来账口，另选保长1人，“专以应官”，但“身份甚卑”。曹老会一般规定有会员六七十个人，但开会时有一大半人并不出席会议，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少数几个人和办理具体事务的值事和保长手里。梁启超的父亲就曾经掌管曹老会审查30余年。依据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记载:“曹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两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务为指定来年值理，秋季会主要事务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开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若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召开会议。大约每年开会总在20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
　　曹老会还有自己的武装，也就是人们以前所说的“乡团”，是由好争斗的年轻小伙自愿报名，曹老会通过而组成的。团民很受优待，分财货时可领两份。每人或数人发给一支枪，弹药则由值事统一管理。如果谁胆敢盗卖枪支弹药，受到的处罚将十分严厉。乡团要定时操练，学习一些武术和作战技巧，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他们在维护茶坑村封建秩序和地主阶级统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一旦遇有外来侵略，它又发挥了组织民众、保家卫乡的积极作用。清末的乡团是作用和成分都比较复杂的乡村武装集团。
　　除此之外，茶坑村还设有江南会，它类似于现在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由乡民自愿集资，购买比较急需的布匹、日用百货及柴米油盐等，方便乡里，推动贸易。三五年以后，所得利润少部分还给会员，早还者利少，晚还者利多，一般十年内还清;剩下的利润归公，用于村里公益事业建设。每年春秋之季，江南会还贩运肥料和农具，很受百姓欢迎。一些善于交往又善经营的村民，积极投身到江南会中，借以获利，偶然还有“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由此可见，当时的新会地区的乡村贸易是比较发达的，这也是清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小山村的典型反映。
　　曹老会的主要财政来源是“赏田”。只要是村里新开垦和淤积的土地，全部归曹老会掌握，一般情况下大约有10顷。农户要想耕种这些土地，每年要缴纳40%的地租。每逢年初，抢租土地，竟争相当激烈，从这一点可见茶坑村的土地并不多，意味着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土地的贫苦农民较多。如果有人欠租，那他是绝对得不到下一年的耕种权的。另外，茶坑的乡民十分看重祭神拜佛和祭祀祖先，所用的财物基本都进了曹老会手中。曹老会利用百姓的这种心理，也捐出一部分钱来杀猪拜神祭祖，并把祭完的肉(昨)分送给村民。村民则把分昨的多少视为一种殊荣，如果谁得了双份，那他就无尚光荣，谁如果分不到，那就是莫大的羞耻。尤其是春节，分昨是梁启超家乡最热闹而又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曹老会的日常事务就是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曹老会判;不服，则诉诸分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诉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诉，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稀少。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斥，大者在神完前跪领鞭打，再大者停昨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昨。停昨者逾期即复，革昨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罚不得复昨，故革昨为极重刑罚”。如果犯有盗窃罪的人，就会把他绑起来在全村游街示众，任人唾骂，至少要停昨一年。如果犯有奸淫罪的人，就要把全村所有的猪都杀光，把肉分给每户，钱全部由犯罪的人来偿付，这在当时称之为“倒猪”。
　　茶坑村的公共事业，也由曹老会组织。如河流的整修，就由曹老会安排全村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的劳力进行，如果不出工的人必须出钱。乡里小孩的教育，由曹老会组织几位识字人，开设三四所私塾，用祠堂做为教室。教师工钱多则三十余元，少则几升米，全村分肉时可拿双份，“因领双昨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茶坑村的群众娱乐活动，以正月十五放灯和一七月祭神最为热闹。“其费例由各人乐捐，不足则归叠绳堂包圆。每三年或五年演戏一次，其费大率由三保庙出四分之一，叠绳堂出四分之一，分祠堂及他种团体出四分之一，私人乐捐者亦四分之一。
　　梁启超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淳朴、封闭而又缺乏生机的小乡村。
　　只是，茶坑村这样的小环境虽然多年不变，但是在这小环境之外的国际和国内的大环境，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
　　清政府“祺祥政变”之后开始了同治时期，虽然封建史家把这时期吹嘘为“同治中兴”，但却是清王朝统治期间最腐败的时期。梁启超在而立之年时曾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他所出生的那个非常时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但他没有提到的重要事件还有33年前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有13年前圆明园的熊熊烈火。
　　清王朝的衰象从乾隆中叶就开始了，到了嘉庆年间，官场的腐朽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来。奢侈腐化，贪污成风，财政严重亏空，军备废弛，国力日下，与此同时，土地兼并非常激烈，税捐、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日益严重，社会危机四伏。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斗争接连不断，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早在明代中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已出现，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本来就十分弱小的资本主义无法得到根本性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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