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三版）_蒋孝严著_9787510819339

　　本书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的回忆录。作者回忆早年充满艰辛的成长岁月，追忆父亲和母亲深沉而炽烈的情感，记录充满波折的认祖归宗之路以及从政经历，披露与蒋家的恩怨纠葛及与同父异母兄弟的手足深情。许多内幕首次由当事人披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难民岁月”焠心志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于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三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后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辞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借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三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后，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藤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三、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于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后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于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么会这么久还没结束？
　　连浴室都没有的窘境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三地生出来，他后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三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的问题，就颇费周章，后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后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熏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后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后，然后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么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么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么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干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二舅的几个孩子，当时分别在小学、国中念书，比我小八、九岁，都已有了记忆力，包括现在创业有成的两个表弟章修纲和章修绩，以及考取律师的表妹章修璇等，都是一同走过这段艰辛路。修纲和修绩是台北医学院药剂系毕业，白手起家，和同学一起创设“瑞安药厂”，目前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业绩不差；修纲还是“生宝脐带血公司”的董事长，在开发脐带血的领域里，已是首屈一指。他们都很清楚地记得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婆未曾找蒋家接济
　　宋时选一定不会把那天亲眼看到的惨状，向父亲报告，因为他不敢。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三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么想？又该会多么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后才渐次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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