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曼哈顿》讲述的是40个知青在海外的谋生故事，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讲述海外知青在国外变神、变人、变鬼的人生历程，从侧面反映知青经历给他们在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有过下贱，有过无奈，甚至有着无耻和罪恶，但他们挣扎着活了下来。
晓剑，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祖籍为河北省南宫市，汉民族。初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69年到云南省河口县红河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后在北京电视学院编剧班及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1988年到海南工作至今。1973年在《重庆日报》发表第一首知青诗歌《家》，1974年在上海《朝霞》发表第一篇知青短篇小说《乐大叔》，1983年在上海《收获》头条发表第一部知青中篇小说《世界》，同年第一部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上映。1984年在《当代》发表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知青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1998年与郭小东共同编写中国第一部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国老三届》，还曾主编中国目前唯一5卷本知青文学精品文库。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总共发表文字达千万，并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意大利文，在国外发表和出版。
第一章 现代启示录
第二章 灵魂启示录
第三章 欲望启示录
第四章 拼搏启示录
第五章 荒蛮启示录
第六章 生存启示录
第七章 文明启示录
第八章 爱情启示录
第九章 仇恨启示录
第十章 神圣启示录
第十一章 社会启示录
第十二章 沉沦启示录
第十三章 乡恋启示录
第十四章 文化启示录
第十五章 罪恶启示录
第十六章 尊严启示录
第十七章 流浪启示录
第十八章 丑陋启示录
第十九章 死亡启示录
第二十章 命运启示录
后记 初恋在那年那月
这不是小说，不是拍政治幻想电影，当然更不是新闻报道，上一节的情节并不存在，只不过是笔者为了突出此书的内容和主题而随意杜撰出来的。
但知青确实存在过，在上百个国家都能找到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国人这一事实并不需要虚构，因而笔者才能在众多类型的启示录中去认真地勾画出他们的形象。
知识青年这个词出现的历史几乎与二十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我们概念中的一种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
而后，在一九五二年，一批云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号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
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边疆晓歌》标志着新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新门类——知青文学的诞生。尽管它的涵盖面狭窄，对人生的思考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局限性，艺术上还欠锤炼，但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都不应当否认它是今后曾一度掀起狂潮的知青文学热的最早实践，或称为起点。
当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时，知识青年还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定义被普及开来，它依然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江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
为此现象，著名诗人贺敬之留下了豪迈的诗篇《西去列车的窗口》，电影艺术家拍摄出了影片《青年一代》，小说家写出了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轰动程度绝不亚于后来的《天云山传奇》、《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流行及被广为宣扬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知青大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成为其不可阻挡的态势的先导、前奏曲。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了河北与山西的贫困农村。邢燕子、侯隽等少女成为其中代表人物，被广为传诵。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发表了后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的著名谈话，他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到省里和中央去嘛”。
这本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的理论，在不正常年代中则被指责为不正常言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乎无一未参加过对“下乡镀金论”的猛烈批判。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继毛泽东之后，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少奇的理论又一次在自己儿子身上得到了实践。其子刘源在农村与农民生活了很长时间后，被选拔到县里工作，后来又到了市里，在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绝对多数被人民代表推举为河南省副省长！
这时，刘少奇已经冤死十多年之久，他停止呼吸之地，也正是华夏中原之地——河南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那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曾处于半瘫痪状态的政权，在当时毛泽东一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下，以上海市为先导，纷纷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恢复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不停地推出题目壮阔的社论，如《芙蓉国里尽朝晖》、《西南的曙光》等。
在这场曾使中华民族经历十年浩劫的运动中充当马前卒、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广大中学生们，此时已经无法实现“复课闹革命”的设想了，因为正常秩序还远远不能恢复。
一九六六年春末，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以秘密串联方式，成立了“红卫兵”，其宗旨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用毛泽东的推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修正主义”边缘，尤其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已经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于是，他们造反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声顷刻间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揪斗教师、校长、教育局长，以至于杀上社会后，大破“四旧”、砸墓碑、焚古刹、换路标、抄“黑五类分子”的家，大串联的队伍遍布全国，他们支持当地受压造反派，围攻省委、省政府，甚至最终包围中南海，除毛泽东等极少数人外，从生产队长至国家主席，几乎很少有“当权派”逃脱过被揪斗、被批判的灾难。
这一切，并非本篇叙述的内容，它将在笔者另一部著作《知青文化丛书之三：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中作全面介绍。
一九六八年的情况是：中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使命已告结束，而年轻人的骚动心态又绝不可能平息；最小一届（六八届）学生到了升学的年龄，而最高一届学生则到了要参加工作或考大学的岁数，不解决这以千万计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其实，一些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敏锐的精英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世界级别的伟人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思想，并试图将此实践上升为普遍性的真理，延伸至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全面建设之中去。
那些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学生领袖们，通过“大串联”，已经多少知道了些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他们愕然了，继而萌发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干一场，改天换地，以将自己锤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想法。
当然，这其中也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本性在起作用，还有前面所提到的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在一九六七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五十五名北京中学生，他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一队以“长征”形式步行串联至延安地区的红卫兵，没有再掉头回来，而是留在了宝塔山下。
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域，并诞生出一些知识青年中的杰出人物。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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