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序
关于瑜伽哲学的一个历程
20多年前，我完成了《神圣的渴望一种宗教哲学》这部著作，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哲学的思考，不用再专门另写一部哲学作品了。这样的理解体现了那时我对哲学的感受，表达了我对哲学形态的感知。我试图为我一生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确定性安排。20多年中，我出版了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但没有再建构某一个哲学系统，重点针对尘世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我自己的考察和理解。
应该指出，那时，我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宗教，尤其是宗教哲学和神学的研究，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那些西方学界思考的问题。我的学术性格是考察、反思和重建，对很多问题试图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记得大学时，经常和同学外出爬山、散步，在爬山、散步时，总是争论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无所不争。我们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达成过一致，谁也反驳不了谁。这种争论、这种反驳的锻炼对我的影响极深，使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什么问题都要提出所谓自己的看法。
我生性好奇，阅读的书真心不少，思考很多问题，并尝试把它们写下来，通过若干方式来显化我的思想。第一种是翻译。我对那些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比较有好感，对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翻译冲动，觉得好作品就需要翻译出来。例如，翻译或合作翻译约翰·希克（John Hick）的7部作品、保罗·尼特（Paul F. Knitter）的3部作品、学贯东西方思想的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重要的5部作品、乔治·林贝克（George Lindbeck）的1部作品，还有后现代思想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的16部作品。通过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我的思维似乎进入他们的思维，感受到他们所感受的，反思到他们所反思的，并且做出一种非常系统的思想解释。这些知名学者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扩展了我的思维视野，提升了我的学术认知。学术的翻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显化。这种显化，把我能够理解的思想显化了，同时也显化了很多我尚未知道的内容。第二种是注释。 在一些经典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原著篇幅有限，但这些小册子的思想很重要，我就在翻译过程中加以注释。在注释中，跟着经典一起思考，演绎出我个人的理解，表达出我个人一些新的想法。这可理解为是六经注我。第三种是著述。我已经出版的不少作品都属于著述类，大多是学术类的，还有散文类的，甚至还有一本诗歌集。通过这些著述，把我个人独立的思考表达出来。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思想。
然而，人的思想，在某个时候达到的高度，并不是他一辈子只能达到的天花板。我们完全可以冲破天花板，达至更高的地方。人的思想认识就是这样。某个时期、某个境界所说的话是对的，这个对是针对当时的处境和认知状态来说的，这也是存在前后时期的矛盾和差异的一个原因。人不可能始终活在某个一致性中。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一直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有了新的人生阅历，面对新的生活图景，忍受了生活的特殊苦难，或者获得高人的教育或指点，进入新的社会变化期，甚至碰到某个无缘的恩典，等等，都完全可能迭代我们原有的认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我出身贫寒，早年没有好好学习，也没有遇到很适合的老师，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我很用功，但多是无用功。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对的，当大家智商都差不多、都不那么用功的时候，那个愿意花费笨功夫的人会多占一点机会。可以说，赶上若干个机会，人生就比较容易幸运地跃迁。思想的道路也有点类似。我在不同的书籍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能理解的信息，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反思和对比，这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快速累积。当然，累积并不一定带来创新。但因为这样不断积累的过程，让我有机会获得一点创新。
一个偶然原因，英国朋友韩德（Alan Hunter）教授邀我翻译我那时还不太熟悉的领域的作品，即辨喜（Swami Vivekananda，又翻译为维维卡南达）的《瑜伽之路》以及斯瓦米·帕拉伯瓦南达（Swami Prabhavananda）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合著的《现在开始讲解瑜伽：〈瑜伽经〉及其权威阐释》。以前熟悉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于印度思想诸如瑜伽、数论、吠檀多等都还不太熟悉。然而，我居然神奇地答应了韩德教授的请求，接手翻译了这两本书。通过这两本书的翻译，我对瑜伽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我意识到瑜伽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由于有机会继续翻译《冥想的力量》《室利·罗摩克里希那言行录》等作品，所以我对吠檀多哲学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机缘巧合，我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其间，韩德教授带我去了一个属于罗摩克里希那传统的吠檀多中心（修道院）。我在这个中心住了十天。这十天里，我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关于吠檀多哲学的作品古典的吠檀多，当代的吠檀多，等等。古典的吠檀多作品，我认真研究了斯瓦米·尼哈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对商羯罗（Sankaracharya）大师《自我知识》一书的翻译和注释。正是通过这本书中的长篇导论，我真正感受到了吠檀多哲学的魅力。那时，我也阅读了斯瓦米·尼哈拉南达翻译并注释的《奥义书》（四卷）的一部分。当代的吠檀多作品，则重点阅读了尼萨格达塔·马哈拉吉（Nisargadatta Maharaj）的《我就是那》。当时，我用相机拍摄了这部厚厚的书，结果因为拍摄太多相机发热而坏掉了。另外，不知道是何原因，返回伯明翰大学时发现了很多白头发。我找不到直接原因，就把白发都一根一根拔掉。后来没有再出现白发突然增多的现象。
回到伯明翰大学后，我就有了一种冲动和激情，想要马上翻译和注释吠檀多哲学作品，我翻译了大瑜伽士、最著名的吠檀多哲学集大成者商羯罗的《自我知识》。这部经典的经文只有68小节，篇幅很小。我就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就吠檀多思想做一梳理。最终，我出版了《智慧瑜伽商羯罗的〈自我知识〉》这本浓缩了吠檀多哲学思想的著作。
受到瑜伽哲学和吠檀多哲学的滋养，我的内心显然发生了认知上的突变，有了极大的冲动要去突破原有的哲学认知，即体现在我原来的《全球宗教哲学》中的认知。学术早期，我的思想受到约翰·希克（John Harwood Hick）、保罗·尼特（PaulKnitter）、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乔治·林贝克 （Gorge Lindbeck）、唐·库比特等人的影响，基本上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我的宗教哲学体系。深入瑜伽和吠檀多哲学领域后，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原有的认知框架中。
之后的一些年，我继续或翻译或注释吠檀多哲学典籍，相继独立或合作出版了《至上瑜伽瓦希斯塔瑜伽》、《瑜伽喜乐之光〈潘查达西〉之喜乐篇》、《直抵瑜伽圣境〈八曲仙人之歌〉义疏》（新版改名为《觉知真我的旅程：〈八曲仙人之歌〉精解》）、《九种奥义书》（新版改名为《奥义书》）、《智慧瑜伽之光：商羯罗的〈分辨宝鬘〉》等。我的思想是否已经实现了认知上的转变？应该还没有。我注意到，伟大的哲学家、瑜伽士商羯罗活了32岁，辨喜活了39岁，还有一些吠檀多大师，都不长寿。我在想：走上智慧瑜伽之路的瑜伽士是否容易短寿？因为智慧瑜伽之路非常难走。但对此，我没有深入反思。只是在这个进程中，我有个学生走向了智慧瑜伽之路，她不远万里飞到杭州，拜我为师。然而因种种原因，她年纪轻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离世前她对身边人说拜我为师是幸运的。我却悲伤，因为在肉身问题上，我无法为她提供有效的帮助。这样的信息于我有着强烈的震撼。我似乎得到了某种恩典，开始接触阿育吠陀，也注意到很多有效的养生实践，包括中国传统道家的种种方法。这些传统方法让我的内心充满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我连续完成了《阿育吠陀瑜伽》《健康的身体 有趣的灵魂》《调息法70种》这三本书。
至此，我的心深度游走在瑜伽、数论、吠檀多、阿育吠陀之间，并逐渐开始把它们融合起来而非对立起来。这期间，我得感谢戴维·弗劳利（David Frawley）、瓦圣特·拉德（Vasant Lad）、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莎哈拉·罗斯·克塔比（Sahara Rose Ketabi）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也帮助了我。在我的理解中，阿育吠陀的思想和瑜伽是不能分离的。这一思想在戴维·弗劳利那里也十分明确。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编著了《阿育吠陀瑜伽》，并通过苏磨教育来推广这样的健康思想和实践。
人，复杂的生命体。人，要通过身体达至身心灵整全的健康。人，需要对这个复杂而精微的身体有一个合理的有效管理。我们不能只看到身体维度（身），或者心意维度（心），或者精神维度（灵）。在思想上，人或许可以认同身心灵的整合和统一，但在实践中很难做到。现实中大多数人说的主要是身体。当然也有人谈论心或灵，但他们又远离身体，很少人把身心灵有机融合起来。
对于我们人来说，身心灵，这三个维度是一个整体，它们的体验和感受是整合性的，难以分离、不能割裂。作为从事传统哲学研究的人，我所从事的哲学研究自然首先关注心灵维度的探索。但自深入研究印度思想始，我就越发觉得哲学不能只停留在思的维度上，也该考虑身的维度。我希望有一种把身心灵三个维度融合起来的哲学，这一哲学目前在我心中就是瑜伽哲学。
在新冠病毒感染肆虐的非常时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非常时代，在技术主义大流行的非常世代，写本《瑜伽哲学》非常必要。这不仅仅是我对自身过往哲学探索的一个思想迭代，不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哲学思辨上，不再只是关心观念的更新上，也不再只是关心概念系统的一致性，而是关心人，关心人这个整体，关心人的内在维度和外在维度的协同，关心身心灵的统一性。我所从事的瑜伽哲学研究也不再是单纯地梳理资料、提供信息，而是有我自己的理解的新视角，这个视角就是生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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