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与反美_吉见俊哉_9787532792238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在东亚地区，日本长期稳定的亲美意识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源于日美安保体制、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与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多重认知有关。美国对于日本战后社会大众而言，既是解放者又是征服者，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恐惧的源头。尽管经历了1960年代反基地斗争、安保斗争以及日美经济摩擦，大多数日本人依然认为战后经济的繁荣归功于美国的庇护，美国的社会富足是日本发展的理想模式。这种背景下，日本逐渐忘却与亚洲的联系，通过拥抱美国来寻找新的自我认同。
本书从社会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自19世纪黑船来航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日本社会中的形象变迁。从幕末到明治大正时期的理想化憧憬，到帝国主义阶段将其视为敌国，再到占领期及之后的复杂情感，这些变化也折射出了日本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演变。作者指出了二战时日本帝国主义与战后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历史连续性，强调战后日本与美国的拥抱关系既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产物，也与日本大众对自我认同的构建紧密相连，并认为日本应超越亲美与反美的对立框架探索自身的主体性，深刻反思与亚洲、历史以及多元复合自我的关系。

作为反美之体现的九一一
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遇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和报复让美国陷入了反恐的怪圈不能自拔。美国武断地高举反恐战争大旗，要求同盟诸国并肩战斗，通过一场阿富汗战争重构了世界秩序，并重新确立了自身的优越地位。美国宛若一个焦躁不安的患者，非要根除身上的痼疾并再次恢复健康的体魄，方才心安理得。
在除掉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之后，这位患者的自我强迫症仍然没有得到缓释。美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声音、部分国家追随的不情愿以及无数市民的反战运动置若罔闻，以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单方面的战争。据报道，该国的总统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崩溃在望时，拍拍脑袋说，好吧，接下来是伊拉克，其想法仿佛头脑中忽闪忽灭的灯泡。事实上他本人早在上一年的年末就预告明年是战争年。标榜自由和理性的美利坚合众国沉迷于敲打无赖国家的除恶行动不能自拔。
九一一事件过去4年之后，美国所发动的战争才消停下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下成立新政权，但是，直到现在伊拉克仍陷在内战的泥淖中。布什政权虽然凭借其任性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获得一时的自我满足，却给世界各地带来了为数众多的混乱。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曾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和希望的后冷战时代却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给国际社会呈现出最坏的场景。
九一一事件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但是对于专家学者而言，却并非不可预测。惨剧发生两天后，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正确主张的那样，恐怖袭击并非懦夫针对文明和自由的攻击，而是针对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所作所为而发起的，有着严密因果链条的绝命反击。所以早在九一一事件数年前就已经有学者预言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本土的极端恐怖事件。进入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频繁发生以反美为主旨的恐怖袭击事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其招致全球范围内反美氛围渐趋强烈的主要原因。
例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在整个1990年代，针对美利坚帝国的反弹呈扩大化的趋势。反弹（blowback）一词最初是指秘密情报人员在国外传播的谣言逆流到本国，并且产生意外后果的现象，后来其语意泛化，成为在国际关系中频繁使用的表述。
约翰逊指出，美国的民用飞机、大使馆等遭到爆炸袭击是出自某些人对美军空袭的反击措施，因此在被一部分人定义为恐怖主义的同时，这些恐怖分子却成为另一部分人眼里的自由斗士。即使美国政府谴责恐怖主义攻击无辜的市民，但在这另一部分人看来，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采取帝国主义行动而遭到的报复行为。恐怖主义者们之所以选择毫无防备的美国市民下手，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攻击在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美军舰队以及驾驶高性能轰炸机的美国士兵。
另外，尼古拉斯盖耶特（Nicholas Guyatt）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1990年代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军事安全政策及其介入联合国的方式等，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对美国充满敌意、危险、广泛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的孤立地带。盖耶特称，1971年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支撑西方国家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出现巨大的漏洞。197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秩序中既有的资金流动管制多数被撤销，此后数年，巨额资金游走于各国政府的管控范围之外，在全世界迅速流动。在这一波放宽管制的潮流中，尤以美国的金融资本独领风骚。它们积极向海外进行融资、投机并扩大对新事业的投资。不久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持续出现通胀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商机，民营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高利率融资日趋增多。
当然，这一全球性的泡沫危机很快以崩溃告终。1982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其肇始，其后多数国家因追求快速发展经济而陷入债务陷阱。美国政府对这些危机置若罔闻，并采用了否定多数发展中国家破产的基本事实的策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延长债务国的贷款期限，以此来确保其偿还能力，并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保债务国到债权国的现金流，同时IMF也可藉此监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私有化和放宽管制相伴随的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市场，精英阶层逐渐掌握更多的财富，而最贫困阶层则愈加贫困，既有的官僚主义型国家体制开始崩溃。以美国和IMF为中心推进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让大银行和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市场中的获益主体，发展中国家的上层亦被纳入到既得利益的阵营内，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站在这一潮流的最前线，通过对外政策积极推进共识，并在智识领域强化其支配力度。
经济领域的体制转型与重组带来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变动。1970年代诞生的撒切尔政权和后来的里根政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以及伊朗革命、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恰恰是上述经济变动在政治上的体现。考察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扩张这一大背景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贫富差距扩大，被歧视的贫困阶层不断增加的绝望感，以及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将该群体纳入互助网络的过程。1980年代，在市场主义成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与其相伴生的政治意识的分歧与分裂，向着区别于既往东西冷战对立结构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单靠文明的冲突就能解释的现象，它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冲突滋长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会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利用国际社会，但也可能会扼杀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机制。该国的总统常常无视获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支持的方案，比如《反地雷公约》以及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等，这些提案最初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到了关键时候美国总统却出尔反尔，拒绝在基于广泛共识的协定上签字。在海湾战争中最大限度利用了联合国之后，美国屡次置国际共识于不顾，当它自身需要国际社会的共识来谴责无赖国家时，就重视国际社会的作用，当不需要国际社会的时候却又公然拒绝来自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就是说，与九一一有着密切关联的对美国的憎恶，其实是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等各类矛盾扩大并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必然结果。但是，海湾战争之后的美国，将冷战时对苏联邪恶帝国的修辞带到了冷战后，将那些违反美国意志的国家称为无赖国家，并以军事力量对其加以封锁。该政策反过来让这些国家把美国塑造成共同敌人，助长了面对美国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恐怖主义是唯一选项的想法。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对实力不均衡的认知以及因缺少能改变现状的政治手段而导致的深度挫折感。如果国际社会不努力找到应对挫折感的排气口，那么可能会迫使更多的人采取更激进、更极端的手段来回应对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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