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古今中外，没有思想家不爱讲说的。印度之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殁后弟子结集的听讲记录，卷帙浩繁。希腊则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也老喜欢拉着人讲，传下了许多对话录。
这些，都是“讲”。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讲学”一词。讲学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人本领多在一张嘴上，除了吃，就爱讲，颇以讲学为乐，如陆放翁《北窗怀友》诗曰：“幸有北窗堪讲学，故交零落与谁同。”
中国没有对话录，只有讲记、讲义。所以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才老被人怀疑是受了禅宗的影响。而即使是语录，也仍非对话录。至于《论语》，颇有人以为即是希腊那种对话录，其实也非是。故我国讲学的传统颇有值得深究之处。
讲学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 ”孟僖子擅长替人襄赞典礼，老病而讲学，许多人遂跑去跟他学礼。可见春秋时已有讲学之风气。
孟僖子是孔子的前辈，很欣赏孔子，孔子讲学也就继承了这种精神。但孔子又是有所发展的。《论语》记载孔子曾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以看出讲学已是常态，若不能经常讲学，还会被认为是种缺点呢！讲学也被当成一种跟修德、改过、迁善相同的“改善人存在状态”的方法。
孔子的话里还有一层意思不能忽略：讲学不仅行诸师弟之间，也在朋友之间。平辈交游，即须讲学。这也可说是儒家教育观的精义之一。儒家的朋友观，正建立在讲学上，彼此讲习道义，才是朋友，否则便成了小人酒食相征逐，共趋于下流。《论语》开篇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讲的就是这个，不是泛说一般亲朋来访。它上面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实也是指讲学。
因为讲学之“讲”并不只是口说，《左传》记孟僖子讲学的那句话，杜预注：“讲，习也。”讲与习是同义词，《易》云“君子以朋友讲习”，把讲习合成一个词，也是这缘故。
讲就是习，故“学而时习之”事实上便是讲习不辍。这是古代通用的词意。如《玉篇》云：“讲，习也。”《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注也说是习。
讲学当然可以无定点。或如孔子游历四方，或如墨子、孟子、商鞅、苏秦那样游说诸侯，弟子们跟着老师跑，所谓“从游”，不择地、不择时，当然也就无一定的讲学地点。纵使传说孔子有所谓“杏坛”，其实也只是在杏林中找一土墩子讲讲而已，无教室、学校之类固定讲学空间，与柏拉图有其学园不同。
有定点的讲学，最常见的是教师自己的住宅。宅中的厅、堂、斋、室，都可能用来教学。孔门弟子有及门、入室、升堂之分，就是以老师家里的空间来看弟子各自所处位置之不同，以见亲疏。
但自家堂室更主要教的乃是自己的子孙。古人重视家学，故多在家中施教。而家学，并不是现在谈家庭教育的人所讲的那一套，仅注目于儿童生活礼仪、道德教养，亲子关系层面，而是以家庭宗族为一学术传承团体。中国学统所系，古代主要就是这种家学。
官学中最主要的建置终究还是讲堂。其中有中央政府办的，如《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有地方性的，如《水经注·江水一》说“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属于公众教育性质。一直延续到晚清，包括了各地之义学、社学。
私人自办讲堂，做公众教育的，汉代以前似未见，但汉代就已极盛了，乃家学之延伸。尤其东汉大家族制渐旺，宗族子弟动辄数十百人，须延师教诲，或由族内耆宿教育之。而若教授出了名，各地寻师访学者便会蜂拥而至。因此东汉时常有大学者招收几百位门人的例子。
这么多人，家中通常无法容纳，势必另辟讲堂。
讲堂有时选在山林清雅之地，称为精舍或精庐。如《后汉书 ·刘淑传》：“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
唐宋以后，儒者办书院，近的渊源是唐代集贤书院之类的建置，远的渊源就是精舍。朱熹所建书院就有许多称为精舍的，如闽北建阳、武夷山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等都是。
与精舍同样取意于清净养心的，还有斋馆一词。斋馆指斋戒时所住的房舍，汉应劭《风俗通·怪神》“乃即斋馆，忘食与寝”，唐王勃《拜南郊颂》“神坛岳立，斋馆云深”等都是其例。学校也是。《宋史·徽宗纪一》：“壬辰，诏诸路州学别置斋舍，以养材武之士。”指的就是学校馆舍。
公众讲学，还有一种特殊形态，那就是寺庙。
寺与庙非一事，寺指佛寺，庙是宫观庙宇。皆方外，但也都有讲学活动。南京佛寺的讲学活动，早在刘宋以前即有。《南史·宋武帝纪》说“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京口即今镇江，盖当时寺院已皆设讲堂，用以讲经说法了。梁朝此风更甚，梁武帝本身就是大讲师，《南史》说他“创同泰寺，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在寺中讲了许多经义，会通儒佛。
以上各种形式的讲堂，无论社学、义学、州学、府学、县学、太学，或家学、私塾、经社、书院、寺庙讲经等等都是向下的，讲者身份皆高于听讲人。可是政府体制中却还有一种是向上的，由臣子向皇帝讲，称为“经筵讲学”。乃中国教育中最特殊之一格，体现“道尊于势”之精神。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都须遵循老师的教诲，皇帝不但不能例外，甚且更该如此。所以当皇子时就应拜师学习，当上皇帝以后，仍要继续学，要选拔硕学鸿儒来教他，这就是经筵讲学，教皇帝以正道。
此一制度，非但是对皇权的制衡，且起着积极的教示、导引、匡正作用。儒者非常重视这个职务与进言的机会，也为了向历史负责，故常会撰写讲稿，留下记录，称为经筵讲义。
讲堂，中国与韩国后来都以书院为名，讲堂附在其中。但书院教育实以自学为主，并不常讲，不似现今学校每天要老师哇啦哇啦地讲。山长隔段时间才开讲一次，或邀人来书院专场演讲，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即请陆九渊来讲。若两人共讲或辩论，则称“会讲”。后来会讲扩大为“讲会”，变成明代书院例行的讨论会，有时吴越的大会，竟致千樯云集。
讲会是打造一个平台，让许多人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讲论。“平台”的这个意义，后来便衍为“讲坛”一词。与讲坛类似的词语是“讲台”。为了让听讲的人看得清、听得明，常会让讲者坐或站在高处讲，所以登高台或高坛而讲，是很常见的。目前所知，可能以晋朝虎丘之生公说法台为最早。前此多只有讲席而无讲台，嗣后则讲者升高座渐成常态，寺院尤其如此。
讲席，是高僧、儒师讲经的席位，亦用作对师长、学者的尊称。南朝梁沈约《为齐竟陵王发讲疏》“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唐戴叔伦《寄禅师寺华上人次韵》之三“近闻离讲席，听雨半山眠”，说的都是僧人开讲，其实儒者开讲也是这样的。
可见讲学既有友朋师弟君臣间个人化的讲习切磋，更有面向稠人广众的宣讲。典型的例子是马融“绛帐春风”的故事。《后汉书》卷六十上说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人很喜欢这个故事，遂以“绛帐”为师门、讲席之敬称。
讲，本以口说为主。儒家极重口说，孔门弟子们讨论事理，常以自己直接听闻老师的讲法为依凭，因此有“各尊所闻”的状况。但各自听受，说时情况不一；又因材施教，听者也有理解之问题。因而在大家都各尊所闻，觉得对方所说“异乎吾所闻”的时候，学派也就分裂了。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佛陀灭度后，佛教也分裂成部派佛教，原因都在于各述所闻。
到西汉，儒家仍以口说为重，认为微言仅存于口说，不书竹帛。今文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此师法家法甚严，各派有各派的口说微言。直到清末康有为等人复兴今文学，仍强调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就留下了《南海康先生口说》二卷。
但口说多歧，传述易讹，还是文字较为稳定，所以东汉以后古文家兴起，就越来越重视文字。讲，也渐渐出现了文字记录型的讲义。
讲义，指讲说经典的义理。这是因汉代讲经制度而形成的，后就成为一种文体、著作形式。相关的文体，还有“论”与“难”。讲义，是讲明义理；义疏，是疏通经义；论是讲论；难是对经或论提出质疑问难。
讲论而生辩论，规模盛大的是三教讲论。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开始，释奠礼祭孔之后，安排儒道佛三教硕彦相杂驳难。其后成为固定仪式，每年举行，孔颖达就参加过。这是真辩，辩起来“火光四射”，是史上一段异彩。
相对来看，今天的教育，却是小孩蒙学阶段诵而不讲，光教他们死背硬记，背上几十万字而毫无讲解；大了，又讲而不论，光是老师讲，如水泼石，灌输一番，然后继续死记硬背讲义，没有讨论，没有问难。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
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曾记一故事，说一同学的母亲请人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好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却不知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很惊讶，后来才发现这位同学虽念过《四书》，却只是背，先生没有讲解。胡适则因母亲多给了先生几倍的学金，所以先生都跟他讲了。胡适很感念这一点，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这就是讲的重要。蒙学须讲，大学则须加上论，讲论合一，才有生机。
当然，讲说、讲习之目的是追求真理，所以需要辩论，然而争辩终究不是目的。讲论之目的乃是沟通，弭平头脑里的战争，达成和解。
是的，讲这个字的含义正是和。《说文解字》就说：“讲，和解也。”《战国策·西周策》：“而秦未与魏讲也。”《战国策·齐策》：“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 ”《史记·樗里子甘茂传》：“樗里子与魏讲，罢兵。”皆以讲为和解义。故今人俗称和解为讲和，犹存古意。
讲（講），从言，从冓，古音也念媾。凡从冓之字，均有交错互入、形成一整体之意。所以“讲”字与沟通之“沟”、媾和之“媾”其实都是同义词。明乎此，则讲堂之“讲”，宗旨亦不难明白了。
我从小讲学不辍，不知老之将至。近年甚至把微信公众号都命名为“龚鹏程大学堂”，随意撰文，肆我思存。辑起来，便成此编，为序以见意，君子鉴之。
壬寅写于济南雪野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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