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通论_薛英群著_9787542353368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居延汉简有旧简、新简之分。学术界习惯上将1930年在居延地区出土的大约10000枚汉简称为居延旧简；1972-1976年出土的大约20000枚汉简称为居延新简。这30000多枚汉代简牍，是中国简牍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因为其数量庞大，更重要的是其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文化价值。
　　《居延汉简通论》是作者在早年兰州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居延汉简通论”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充实而来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三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这不仅因为其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居延汉简，是国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两千年的风雨沧桑，更增加了它作为一代历史见证的身价；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更增添了它难得、可贵的绚彩。一支简、一枚牍都闪现着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无畏的光环，作为祖国大地的儿孙们，怎能不为祖先们的开拓、创造精神而受到激励和鼓舞。
　　首先，简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表现在它们全部为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亲笔，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在时空的焦点上，有很高的准确性，不少文书档案，详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跃然简上。
　　其次，简牍多是经科学发掘而获得，或出土于遗址，或出土于灰层，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无误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之间的必然坐标，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考古挖掘中所缺乏的。而当时的发掘方法导致了一些无纪年简的断代失误，甚至引出了某些南辕北辙的结论。
　　再次，科学发掘保留了进行综合研究的必要资料，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简牍研究正是依据了这些必备条件，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俾使结论更接近于史实原貌。
　　就简牍所记述的内容而言，除广为人知的正史、补史作用外，它还使一些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定论以及部分文献史料的断句、解释等，得到了澄清与纠正，为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先后两次居延汉简的大批量出土，已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经常探询简牍的整理、研究情况，使我们备感从事这项工作的光荣与使命感。然而，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从事简牍研究的专业人员还为数过少，至今还没有一个供发表研究成果的专业园地，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的紧迫感，我们殷切希望能有更多有志于简牍研究的青年朋友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为弘扬民族文化、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简牍学体系共同努力。
　　简牍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算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术领域。此前，如金石学、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等，均与我们所说的\"简牍学\"并无什么必然的因袭关系。因而，可以说简牍学是基于科学考古发掘之上的全新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愿国内外学术界的同仁们携起手来，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简牍学而共同奋斗。
　　《居延汉简通论》是广泛吸收了前辈学者与同辈专家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如重点参阅、引用了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陈梦家《汉简缀述》年历问题等，这里谨表谢意并予说明。本书能够出版是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学术界的师友们，谨再致衷心的感谢。当《通论》出版之际，诚恳地希望学者、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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