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十三辑_谢清果，钟海连著_9787522520728

本书从中国传统传播学理论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属于带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论文集。书稿内容分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华夏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华文化传播与媒介文明\"\" 流域文化传播与华夏文明\"\"乡村振兴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贤文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盐文化传播研究\"等七个方面，第六七个版块为常设版块，与其他版块一起搭建起对传统文化与传播关系的阐释框架，力图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而尽绵薄之力。

传播的境界：由传而通，由通而化

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的初期，关于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如何翻译、它对应的中文词汇是什么，学界曾有过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译成“（思想）交通”（郑北渭），有的主张译成“通讯”（张隆栋），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先生主张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或“传通”。如果跳出单纯的名词翻译这一技术问题，基于中国文化语境下来理解communication的中文语义，无疑“传通”是最恰当的。“传通”一词具有传受双向互动和传受互动之结果的内涵，它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于信息、知识、思想、情感甚至信仰的传播，期望在传受互动中达到“通”与“化”的结果和境界。而由传而通、由通而化，是中国文化提倡以“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的传播智慧。

但现实中，文明传播经常遭遇“传而不通”或“通而不化”的困境，其原因何在？问题如何解决？历史上哲学家庄子曾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下如何做好文明传播极具启发价值。

其一，言外之意不可传。《庄子·天运》（以下只注篇名）言：“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这段话提出和讨论了文明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传播媒介的语言文字，存在可传与无法传的难题。《天运》以书册为例指出，道是无形而不可见不可闻的，但书册和组成书册的文字则是有形且可视可见的，可视可见的媒介无法传播无形之道的完整实情。就语言文字本身来说，其目的在于表达意义，然语言文字的表层意义之外还有言外之意，这是语言文字无法承载和传播的部分。面对这个传播难题，《庄子》提出采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态度，把想象的权力还给受者；或者采取“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的办法（《外物》），超越媒介本身的局限，心领意会即可。

其二，辩论遮蔽意义。“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庄子》认为，人类文明是道的“物化”，不同的人分别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一己之成见（小成），并为此争论不休，如儒墨之间的是非之争。文明的传播固然离不开言与辩，然言与辩均是一己之见的争论，在真伪、是非之争辩中，言者和辩者均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其想说的意义，导致道（意义）在言辩中被遮蔽了。人类的种种知识和传播手段，都有其局限性，如固执成见，则无法体认道（意义）的存在。《知北游》讲述了“知”（知识的化身）北游求道劳而无功的故事，提出了解决辩论遮蔽意义的方法是“辩不若默，闻不若塞”（《知北游》），即放弃是非之辩，转由心悟，这是破解辩论遮蔽意义困境的有效方法。

其三，成心构成障碍。在《庄子》看来，影响受者接受传者观点的最大障碍是传受双方的“成心”。因为人人都有一己之成心，若以一己之成心为标准选择传或受的内容，则此标准便失去了“标准”的权威性，进而引发传播活动正常程序的中断，走入传播的变异状态——是非之争，从而使有序的传播变得失序。失序的传播甚至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引起受者极大的怀疑。“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齐物论》）对于因传受双方的成心造成的传播障碍，《齐物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莫若以明”。这里的明，指的是心的虚静、灵明状态。如果说“成心”是一曲之私心，容易在是非、彼此的对立争执中障碍传播的效果，那么，明则是虚静、无偶（无对立）的完整、全面之心灵状态，就像平静的水面，可以清楚地照见须眉，成为工匠的衡量工具，甚至成为天地万物之境。“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莫若以明”可以超越传受双方因是非、彼此对立造成的障碍，站在不滞两端的“环中”位置，还事物以真实的本来面目，且传受双方均可适然自得，从而进入传播的“通”途。“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齐物论》）

其四，知识产生阻隔。在《庄子》的语境中，知指知识体系。而知又分为大知、小知，指掌握知识的多少。“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大知者自以为是，高谈阔论，气势凌人，拒绝接受他人的意见；小知者则条分缕析，与人纠缠于细枝末节，言不达意者甚至啰啰嗦嗦，这就是所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小知不及大知”（《逍遥游》），两者虽有高下之分，但不管大知小知，都是引发是非争执的工具，故《人间世》说“知也者，争之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知、小知皆为“世俗之知”（《胠箧》），而此小知多指礼仪法度、孝悌仁义、礼乐形名等知识（参见《天道》《天运》）。而只有与天道相合的“知”才是“真知”，真知是知天之所为的知，而且是不需要任何条件支撑的知（《大宗师》），只有具备真人修养境界的人才能拥有真知。在《庄子》看来，只有走出大知、小知之争，具备真知，才能实现文明传播与道相合的最佳效果，“是知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而真知，则是心经过“坐忘”世俗的大知小知之后，突破传受之间大知小知之阻隔（集虚）、传者与受者全面心心相应的理想传播状态——“无听之以耳而听之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间世》）。气，空灵虚静，包容万物，传受双方若能达到此种境界和状态，此时人的耳目甚至心知已经构不成间隔文明传播效果的障碍，传播可达到“化”的境界。“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人间世》）。

在通过传播实现“文明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辩不若默”“莫若以明”“听之以气”的传播智慧，破解言外之意不可传、辩论遮蔽意义、成心构成障碍、知识产生阻碍的文明传播困境，达成由传而通、由通而化的结果与境界，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钟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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