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大致以经义、性理、诸儒、诸子、史书史事、治道、诗文为类，记录了李光地一生与门人儿孙的讲学问答。《续语录》则于诸项外，复增本朝时事、本朝人物二大类，对李光地自述生平行事、议论朝局是非、大臣得失等内容，均作了详尽记载。就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论，不惟有对理学传统范畴的讨论，而且博及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天文历算、律吕、音韵诸学。其论究内容之广泛，自《朱子语类》之后，在理学家众多的语录体著述中，实属罕见。固然由于一意求博，学力不济，以致时有浮光掠影的空泛之论，甚至是穿凿附会，强为解人，但是无可否认，其中亦确有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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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村语录》及其续编，以大量篇幅，依次对《易》、《书》、《诗》、《礼》、《春秋》诸儒家经典作了训解。就总体而言，李光地的经解以宋学为宗尚，侧重义理，疏于考证。然而他也不废汉儒经学，且能取其所长，融为己有。一方面，他从尊朱的立场出发，确认：解经在道理上明白融会，汉儒自不及朱子。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汉儒经学的不可偏废。他说：至制度名物，到底汉去三代未远，秦所澌灭不尽，尚有当时见行的。即已不存者，犹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笔之，毕竟还有些实事。不似后来礼坏乐崩，全无形似，学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汉儒所以可贵。（《语录》卷十九《诸儒》）李光地一生，在经学上最为用力者，是他的《周易》研究。他在《语录》中说过：某治《易》，虽不能刻刻穷研，但无时去怀，每见一家解必看。今四十七年矣，觉得道理深广，无穷无尽。正是由于长期究心，博采众长，因而使他成为康熙一朝大臣中最深通易学者。康熙中叶以后，李光地之所以日渐宠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在易学上的远胜熊赐履、汤斌诸人，从而可以随时为康熙帝提供学术咨询，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康熙帝学术修养的加深，李光地这种无可取代的地位便越发突出。所以对于他的故世，康熙帝深感痛惜，给他以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清史稿》卷二六二《李光地传》）的盖棺定评，就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全祖望批评他的以筹算言图书，则支离之甚者；言互体更谬，不合古法（《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则属似是而非之论。在经学史上，对《周易》的训解，素有象数、义理二派之分。汉儒说《易》，走的是象数一路，讲术数，论互体，乃汉易家法，从焦赣、京房到马融、郑玄，一脉相承。魏晋以后，象数学衰微，魏人王弼注《易》，一改汉儒旧辙，专以义理为依归，开宋明易学义理派风气之先。宋明数百年，是义理派的天下，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以讲求义理而高踞正统地位。其间虽有邵雍、朱震诸象数学大家承汉儒衣钵，然而涓涓细流终究以易外别传而不能汇为巨川。李光地治《易》，既重在义理，赞成朱熹关于《易》为卜筮之书的判断，同时又受其乡先辈黄道周象数学影响，由黄道周而朱震、而邵雍，一直溯源至汉儒易学，从而形成荟萃众长、自成一家的易学风尚，渊源有自，不悖古法，巧容有之，支离则无。因此全祖望拘执宋易矩矱对李光地所作的讥弹，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赞成它。
谈李光地学术宗尚者，无不以程朱为说。倘若依理学家的习惯用语来讲，称做晚年定论，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者和思想家那样，李光地的学术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探讨这一过程，不仅是全面评价李光地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对于透视清初的理学界也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榕村语录》及其续编所提供的资料，足以补李光地的文集及其他著述之所未备。
李光地（16421718），清初理学名臣，福建安溪人，字晋卿，号厚菴，学者尊为安溪先生。康熙九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著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周易折中》《四书解》《性理精义》等。
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代学术史，尤以清代学术史用力最多，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中国学案史》《清代学术源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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