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当代小说现代性_牛学智著_9787521224610

本书从分析“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为起点，选取社会分层视角来研究当代小说叙事的现代性。书中不仅有微观层面，对王蒙的革命分层叙事、张贤亮的自传式知识分子叙事、路遥的“现实主义”、王小波的个体叙事、王朔的文化现代性、莫言“民间立场”的农民叙事、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做了分析和审视，也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学的“个体化”之间的关系。

前言

这个选题，最终形成一本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此之前，本人所出版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本来就一直是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不同只是，之前所论，似乎总有更迫切的现实的、理论的热点难点最先跳出来，牵引人不得不去梳理、分析和审视。如此，“现代性”便只作为论评的一种价值支点而存在，它自身并没有机会上升为研究对象。尽管像拙著《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5年版）和《文化自觉与西部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从书名看似乎是对“现代性”的研究，然究其实质，前者只是为着突出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传统主义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现象，而使用了“现代性”，“现代性”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价值镜鉴；后者的研究内容则更杂，涉及多种学科，尤其是涉及西部现实社会的观察，为着彰显特色化，当人文构造的西部人文、西部话语、西部形象、西部符号与切实西部现实存在诸多错位之时，势必会用到解构主义方法。基于如此审视，所谓“西部现代性”，在文化自觉的角度看，一定意义上“西部”仅是一种学术话语形态，其“现代性”只是削足适履的后果。

如此等等，这样的“外围”研究，直到2018年才得以改变，这便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立志于完成这样一本书，动议于申报课题项目。本书最初以《当代社会分层与重要作家文学叙事思想研究》为题目，先后获得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和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9NXBZW02）的立项资助，拟定的最终成果只是一篇“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自然有它自己的文体限制，一般不会允许个人深度模式的阅读和微观化纵深分析，因此也就没有太多考虑把“现代性”置于前台。但随着资料收集的不断增多和阅读的逐渐加深，渐觉研究“文学叙事思想”并不是一个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命题。弄不好，很容易走向泛化。那样的话，便与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某些潮流没什么两样了。这种潮流的实质是，表面看好像谁都离不开“现代性”，谁都愿意搬出“现代性”来表明自己的“新”，可仔细研读，“现代性”却又好像与谁都没切身关系。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几十年来，很多时候，“现代性”只是一种价值的调味品，表明批评所在的时代和价值持见的不陈腐。至于“现代性”是不是内化为批评话语方式以及生成批评意识形态本身，显然不在批评的逻辑考虑范围，更遑论把“现代性”作为日常之必需、价值之必要、社会机制之必然了。

出于对这等文学“现代性”研究思维的警觉，也出于对调研报告文体的不满，研究范围和对象调整之后，也就直接聚焦到当代小说叙事的“现代性”上来了。这时候，另一疑虑不得不有所解释。那就是当代小说叙事的“现代性”，是不是自觉的和必然的？这既关涉作家文学思想的倾向，又考验研究的视角选择。就本书所选择的七位作家的小说文本而言，随着社会变迁、创作历史积淀和经验积累，共同点是，他们的小说叙事主题都在经历慢慢聚焦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边基于自身关注点的自然调整，一边得益于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推动。即是说，当语境不再支持自我作为叙事对象时，叙事的社会化便出现了。然而，社会化却又必然会遭遇“熟悉”的自我经验的消解，这是自我作为叙事对象的又一次形式变异，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判断，完全不同于把自我作为叙事素材的阶段，也正是研究该进入的地方。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审视这种集体无意识，不同作家小说叙事从自我作为对象到社会化，再到“自我化”，恰好对应着“一体化”、“一体化”解体和社会分层（包括新的社会分层）的形成，乃至阶层固化的日剧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目的无不指向个人命运错位，而导致个人命运错位的最重要方面，又不能不是阶层固化及其背后蛰伏着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综合制约力量。值得强调的是，在小说中，对不同层化中个体价值诉求的叙事，作家肯定首先是通过消化进自我经验世界来实现的。但是作为价值建构，在社会分层与“现代性”之间，小说叙事却正好释放了充分的阶层普遍性和个体普遍性诉求，从而形成了当代小说现代性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峰值，分散到作家个人，体现的是对某个具体阶层及其个体的代言；合起来置于社会分层的大语境，则无疑共同指向无论处于哪种低端阶层和低端个体，都呼唤积极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即是说，不同作家潜意识里都是面向完善的现代社会机制和完整的现代文化体系的叙事。

内置于社会分层，来审视当代小说叙事中的现代性问题，比较理想地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现代性”批评一直停留在对五四启蒙现代性概念的挪用、化用和改造，甚至寄托于特殊个体怪异体验来实现目的的单面化和僵局。如此研究，也就从实践层面推动现代性向世俗日常深层进行转化，使其成为世俗日常个人价值生活的主要方面，进而以其应有的情感模式、话语方式和意义期许，积极作用于固化阶层。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本身，也是对已成惯例的文学知识规定性、文学批评意识形态规定性和审美现代性规定性的修正和超越。

作为一种实证分析，更作为一种理念和理论叙事，乐观一点看，在深化细化文学现代性批评的同时，或许还会对既有社会分层理论有所补充和深化。

2023年1月10日于银川

牛学智

引论社会分层视角对小说现代性研究的革新

如果把范围无限度扩大到“中国当代小说”，问题就太复杂了，根本不是这里妄想能解决的问题。即使仅限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恐怕也非这里能胜任，因为前面还有个“中国当代小说”。慎重起见，也为着论题相对比较集中，这里的社会分层，仅作为一个视角来使用。那么，通常用来描述个人内在欲求和以自我为中心表达个人精神价值获得的“现代性”，在社会分层的结构框架内，就变成了缘起于个人诉求却绝不仅限于个人的指向现代社会机制完善与否的追问。引入社会分层视角，文学艺术常用的审美现代性自我设限就会被打破，从而进到现代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系统来衡量现代意义的人的问题。只有内在于社会学所谓的不良社会分层结构，才能看到人为制造的弱势阶层的整体处境，才能看到居于弱势阶层中个人的价值诉求被压抑的窘境，也就才能看到小说叙事对弱势阶层或弱势阶层中个人被动现状的呈现。因为内在于社会分层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姿态，就决定了不再把对现代性的检验标准放在某个设定的特殊“体验者”身上，而是在社会总体性中来思考现代性的整体水平。即使把目光投向具体个人，思考的也是卢卡奇意义“成问题的个人”。既不像抽象的理想主义那样凌空蹈虚，也不像幻灭的浪漫主义那样消极无为，而是如何为“成问题的个人”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成长路径。那么，作家究竟是总体上具有现代性意识，还是局部有现代性意识，便一目了然了。总体上有，则他的小说叙事一开始便是介入层化社会并能动于层化的，人性、阶级、国家民族叙事内在于前者而存在；局部有，则他的小说叙事关于个人能动于层化的努力，必然是以问题意识的方式提出来，这个问题意识则是撑破他本来贯彻的叙事方式而存在。

这种兼有个人与社会双重视野的叙事，终极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性），然而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却是关注的核心，阶层固化所造成的普遍性后果成了思想中心，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个人中心主义的狭隘。

作为个案的“当代小说的现代性”就变成了一个不断被筛选、过滤，甚至干脆就是筛选、过滤后的结果。这样一个限定，对于“中国当代小说”这个全称而言，采取的便是一和多的折射关系，也取典型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再加上“中国当代”与“现代性”在时间上具有的某种必然的同步性质，此处“当代小说现代性”的特征，自然辐射到其他同类小说叙事，并产生互文性关联，就大体能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现代性诉求，或非现代性叙事的判断来。至于其中表现出的“现代性”能否成为衡量“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某种共同性和普遍性，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何种倾向的小说叙事，只要是“当代小说”，必然内在于“现代性”思想框架，即使反现代性，也是“现代性”使其被辨识为反现代性，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此，理论上讲，以当代中国小说叙事的某些典型性和代表性个案，来分析和研判“现代性”程度，应该可以达到窥斑见豹、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效果。然而，这些个案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国当代小说现代性”的普遍性状态，那就看读者怎么理解、怎么看待了。倘若按照多数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经常刊发的论文，比如，可能评的是某一部新出炉的长篇小说，有时题目会赫然用“当代中国”或“中国当代”；再比如，明明“纵论”的是新发表的某几篇同类题材小说，立论起点也绝不含糊，动辄便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步”或“突破”；另外还有径直“以某某某为例”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新动向”的。诸如此类的全称性研究，不消说，“现代性”意识或“现代性”思维，都是作为批评话语和价值期许之重要组成部分隐含其中的，是批评流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只把这些研究现象视为不得不如此的方法，那么，以小角度、某个侧面进入，来审视“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进展水平，不是没有可能，这也是稍微让人有所安慰的地方。

把聚焦点放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上，在社会分层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小说家的小说叙事，目的无非是想让当代小说叙事研究中的“现代性”更深入细化，从而矫正文学批评中一度被泛用乃至泛化的“现代性”。可是就本书所审视七位小说家的小说而论，伴随他们小说创作而生的研究文字，有些甚至远远超过作家创作量的研究文字，若以这里的“现代性”来衡量其实多数并不很充分。非但如此，还很薄弱。这个判断前提，是基于小说叙事中有且比较自觉的“现代性”意识而来。这就有必要先简要归纳一下批评界给予这些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内涵，然后方可知晓其真实情况。

第一节 “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

这里有个前提必须先加以说明，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几乎不可避免都受到“现代性”的深刻冲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不用多说，尤其如此。当然，与此同时，所谓“反现代性”研究思潮也几乎同时兴起，有时候声势还相当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或许会说，这恰好反映了“现代性”的不可靠性。但是，倘若换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没有“现代性”，哪有“反现代性”？不管“反现代性”“反”的是什么，总之，因为“现代性”而引起的“反”，其思维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套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的一句名言，实际上是“现代性”使“反现代性”变得可能了，而不是相反。这样的一个基本语境，倘若再来从头说起，重新再界定一遍“现代性”，显得既愚笨又好笑。所以，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在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现状，除了本书通过社会分层视角看到的现代性之外，还包括仍用“现代性”但并非本书所认可的那种也被称之为“现代性批评”的批评和研究。既然“现代性”不同程度散落、镶嵌在“中国当代小说”研究当中，那么，以本书所论七位小说家的研究文本为基本圆心，进行适当延伸，大体就可以代表其在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基本状况了。

按照本书研究实践显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长达四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小说批评与研究中，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随着时代阶段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话语变迁，应该至少存在七种相对应的值得进一步再讨论或厘清的问题和现象。但是，诚如本书正文所梳理的那样，实际情况是，无论对于不同小说家同一时期的小说文本，还是同一小说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小说文本，抑或不同小说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文本，批评和研究使用“现代性”概念的地方，都表现得比较含混和泛化，就是说，尽管小说家文学思想倾向很不相同、叙事意图也有巨大差异，但批评和研究嵌入“现代性”的地方却并没有多少差异。这不能理解成文学批评或研究在该概念使用上的统一规范。正好相反，表明在当代小说批评和研究中，人们思维中的“现代性”其实多半是基于自身经验和感觉的发挥。“现代性”大体用来指涉与古典、传统，特别是与经典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不同，却又难以用先锋、意识流等新概念概括的现象。“现代性”划过之处，通常的替代性符号就是人物的各种孤独意识、另类体验、反常规言语特征和不知所踪左冲右突的行为，这些东西一经哲学附丽，再加上相关时代对应物，就成了所谓的“现代意识”。这样大同小异的“现代意识”，倘若再深入去追究，深处很有可能是当代文学批评合流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地方，因为至少古代文人狂狷、耿介一类个性，总是与此处的“现代意识”沾点边的，尽管古代文人的个性与现代性根本没有通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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