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对实验室科学、农业、时尚、美食和历史文献的研究，编织了一部充满活力的昆虫世界史。他不仅追溯了昆虫对人类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还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依托于节肢动物的现代世界的三个领域：遗传科学、作物授粉和全球食品安全。
1.小小的昆虫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过 “昆虫制造”：织物、染料、化妆品、食品添加剂、家具清漆、高科技材料……当我们咬一口苹果、听小提琴发出的洪亮音符、看时装模特走猫步、种植牙齿或者做美甲时，我们就已置身于昆虫的创造物之中。甚至连爆汁蚂蚁、高蛋白蟋蟀面粉、脆辣的油炸蚱蜢都将占据我们的食谱！
2.本书并未停留在介绍昆虫本身的种类、习性、破坏性上，而是关注少有人注意到的经济昆虫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影响。聚焦研究“昆虫与人类的生产关系”——以虫胶、蚕丝、胭脂虫红等代表性经济昆虫产物为切入点，看昆虫如何给人类带来商业财富、推动帝国发展、创造伟大艺术。
3.通过研究人类与昆虫的关系，反思现代性。昆虫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世界？人类进入化学合成时代，我们真的已经摆脱了对天然材料的依赖了吗？如果没有了昆虫，人类生活将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昆虫将如何继续影响世界经济、科技与文化？当“人工的已过时，自然的开始流行”，我们该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4.美国历史学者爱德华·梅利洛专注于环境和历史研究，其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写作上屡获殊荣。梅利洛一直在一个名为“商品，自然和社会”的高端历史研讨会上做讲授，涉及九种商品的环境和社会史，包括糖、银、丝、咖啡、烟草、微芯片等。这些为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其学术造诣和旨趣让他的研究主题具有广度和深度，视角独特而开放。拓展了我们对昆虫与人类社会、文化关系的深层认识，并为发掘人类与其他自然制品的广泛联系提供依据。
5.附赠“上海百代唱片·周璇” 复古仿78转虫胶唱片卡片。封面用2023年潘通流行色——胭脂虫红定调主色，加上蚕和虫胶元素，一览昆虫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富丽。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历史与环境研究教授，讲授全球环境史、太平洋世界史、19世纪美国史和世界史视角下的商品等课程。
著有《熟悉土地上的陌生人：重新发现智利-加利福尼亚的连接》（Strangers on Familiar Soil: Rediscovering the Chile-California Connection）、《大英帝国的生态文化网络：环境史的新观点》（Eco-Cultural Networks in the British Empire: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移民生态学：太平洋世界环境史》（Migrant Ecologies: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Pacific World ）等作品。
长期担任“商品，自然和社会”高端历史研习会讲师，研究包括糖、银、丝、咖啡、烟草、微芯片等商品在内的环境史和社会史。
前言
第一部分 变形记
第1 章 系统中的虫子
第2 章 虫胶
第3 章 蚕丝
第4 章 胭脂虫红
第5 章 复兴与复原力
第二部分 现代性的蜂巢
第6 章 高贵的苍蝇
第7 章 花之王
第8 章 食虫谱
后记 听，昆虫的乐曲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第4章 胭脂虫红
法国与胭脂虫的短暂接触是拉丁美洲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早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2 000多年前，居住在安第斯山脉的人们就彻底改变了人类与光谱的关系。秘鲁帕拉卡斯文化出土有胭脂虫红织物，这一发现展示了胭脂虫红染色的悠久历史。 和丝绸一样，我们当代对远古人类与昆虫之间关系的认识来自木乃伊化的尸体。20世纪20年代，在秘鲁南部伊卡谷附近的发掘工作中，出土了数百具裹在披风里的尸体，这些披风被植物色素和来自胭脂虫的鲜红色色素染成耀眼的色彩。
安第斯山脉的人们开始采用胭脂虫染色之后，胭脂虫和胭脂虫红染色技术逐渐向北传播到中美洲。很有可能是古代太平洋沿岸做海洋贸易的水手把胭脂虫和它的寄主仙人掌带到了北方。中美洲的索尔索尔特克文明很快掌握了用这种新引进的昆虫生产深红色染料的技术。
后来阿兹特克人又从索尔特克人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胭脂虫的养殖技术， 他们把胭脂虫称为nocheztli， 在纳瓦特尔语中直译过来就是“刺梨血”。在墨西哥，两种被驯化的仙人掌——“绒毛团扇”（Opuntia tomentosa var. hernandezii）和“梨果仙人掌”（Opuntia ficus-indica）——的种植以及作为胭脂虫的寄主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这些仙人掌的刺和缝衣针差不多，叶状枝（cladodes）是可食用的，墨西哥厨师会把它做成传统菜肴——仙人掌汤、仙人掌沙拉、仙人掌炒蛋和仙人掌辣味莎莎酱。人们在去除掉仙人掌小小的毛刺后，还会收割和食用它的球茎状和香甜的果实。春夏雨季过后，仙人掌还会开出红色、橙色、黄色和白色的花朵。刺梨仙人掌在墨西哥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传阿兹特克人在特斯科科湖中的一个岛屿的沼泽中，看见一只金色的老鹰站在一棵仙人掌上（鹰常在仙人掌上筑巢），鹰爪上抓着一条响尾蛇，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建立起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墨西哥国旗中心的图案就来自这个传说。
阿兹特克人对仙人掌和胭脂虫一直十分看重。《门多萨法典》中详细记录了16世纪阿兹特克人早期使用蜂蜜作为贡品的情况，还描绘了阿兹特克皇帝蒙提祖马二世接受臣民上交的几袋干燥胭脂虫和用胭脂虫染出的红布。 1517年到达墨西哥的西班牙征服者被阿兹特克染料的先进特性所折服。在1520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写信给他的赞助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他们有绘画用的颜料，这些颜料的质量和纯暗调与西班牙各地的不相上下。” 这些“纯暗调”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胭脂虫。
许多人把胭脂虫看作甲虫，其实这是一个广泛的误解。 从昆虫学上说，它属于半翅目胭蚧科，是“真正的虫子”。胭脂虫有刺吸式口器，是蚜虫、蝉和紫胶虫的近亲。这种被追捧的红色染料来自胭脂虫身上的胭脂红酸，胭脂虫雌虫没有翅膀，它们会分泌胭脂红酸去毒杀捕食者。 雌虫寄生在仙人掌的叶状枝上，用空心的吸管状长喙从仙人掌中吸取水分和营养。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会分泌出一缕缕白色的蜡质丝状覆盖物来保护它们的身体和卵，起到与紫胶虫的胶壳和蚕茧一样的作用，在脆弱的生命阶段保护自己的幼虫。1653年，西班牙耶稣会会士贝尔纳韦·科沃（Bernabé Cobo）将胭脂虫的成年雌虫描述为“鹰嘴豆或腰豆大小”（la grandeza de un garbanzo ó frísol）⃰。
尽管西班牙从16世纪开始试图重组和扩大红色染料生产，但胭脂虫的养殖方法仍然掌握在土著农民的手中，这些农民继续使用欧洲征服之前的传统技术就像饲养紫胶虫和桑蚕一样，养殖胭脂虫要求饲养者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寄主植物孜孜不倦地奉献。 由于胭脂虫雌虫不会动，并且几乎没有防御能力，所以饲养胭脂虫的农民——被叫作nopaleros，参考寄主仙人掌的西班牙语名——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抵御胭脂虫的捕食者，包括野生胭脂虫、寄生虫、鸡、火鸡、蜥蜴、啄木鸟和老鼠。
为了准备胭脂虫的生产，要先种刺梨仙人掌，用两三年的时间让其生长至成熟。然后，养殖者用玉米皮或棕榈叶编织成管状的巢穴，在每个巢穴里放入几十只产卵的雌虫。接着，用金属线把这些手指大小的容器固定在仙人掌上。在胭脂虫孵化出来并发育四五个月的时候，农民们就会开始采收，他们将这些虫子淹死或蒸熟，然后放在阳光下晒干。这些过程会使胭脂虫的体积减少三分之二。
传统上，在采收和干燥后，农民会用磨盘（metate）将胭脂虫虫干（grana seca）磨碎，然后装进皮袋中运输。 西班牙殖民者几乎不去干预当地的胭脂虫养殖技术，而是更乐得从胭脂虫的出口中榨取巨额利润。
新西班牙总督区的帝国官员看到了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这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当地农民经常在他们的玉米、豆类和南瓜作物中穿插着种植仙人掌并养殖胭脂虫，就像丝绸生产者和紫胶虫饲养者将昆虫的养殖与花园、粮食作物结合起来一样。有时，农业和胭脂虫养殖业会争夺稀缺资源。1553年，墨西哥中东部地区特拉斯卡拉的市政委员会（cabildo）的委员们担心过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被用于染料生产：“每个人除了照料胭脂掌以外什么都不做，不再种植玉米和其他食用作物。” 虽然这些担忧在当时看起来很紧迫，但它们很快就被胭脂虫生意不可否认的盈利能力所掩盖。
在17世纪早期，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修道士安东尼奥·巴斯克斯·德·埃斯皮诺萨在特拉斯卡拉的胭脂虫身上只看到了经济机会：“[特拉斯卡拉]与辖区内的其他城市和村庄一样，需要大量优质的胭脂虫。如果印第安人按照主教的提议为此缴纳什一税，并采取法律步骤授权，那么这个教区的年收入将与托莱多教区的相当。” 然而，税收被证明是复杂的。很少有西班牙人了解胭脂虫养殖的劳动密集型过程，规模经济很少能提高产量。因此，通常由大地主投资的小规模经营盛行。根据新西班牙总督的说法，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瓦哈卡州南部有2.5万到3万居民 （约占三分之一的家庭）生产胭脂虫。
从西班牙征服大西洋的一开始，胭脂虫就在欧洲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阿兹特克帝国战败后，科尔特斯将胭脂虫的样品寄给了他的赞助人查理五世。在几十年之内，从美洲进口的鲜红染料在欧亚大陆上留下了生动醒目的印象。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手抄本》中，西班牙出生的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写道：“胭脂虫在这片土地上和海岸之外已经人人皆知，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已经到达中国和奥斯曼帝国。”
拉丁美洲的胭脂虫到达远东是美国环境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的结果之一。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是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之后，在美洲与欧亚大陆和非洲之间，植物群、动物群和微生物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在跨大西洋交流的分水岭时刻，原产于美洲的作物——烟草、马铃薯、番茄、玉米和可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向东迁移，并使旧世界 的餐桌焕发了活力。一些疾病，如梅毒和脊髓灰质炎，也从美洲传到了欧洲。而天花、麻疹、疟疾、黄热病、流感和水痘从欧洲向西传播，给新大陆的文明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整个美洲有超过5 600万人死于伴随欧洲征服而来的流行病。
克罗斯比认为，15世纪新旧世界之间的相遇“重新缝合了泛大陆的裂缝” （泛大陆是一块在大约1.75亿年前开始断裂的超大陆）。伏尔泰写于1759年的中篇小说《老实人》预示了20世纪生物对美洲的入侵。正如一贯乐观的庞格罗斯教授对他的学生打趣的那样：“如果哥伦布没有在美洲的一个岛屿上感染这种污染生命之源的疾病[梅毒]……我们现在应该还没有巧克力，也不知道胭脂虫。”
早在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在美洲染上梅毒，获得巧克力和胭脂虫之前，红色就已经成为欧洲皇室的首选颜色。 红色与活力、牺牲和威望的持久联系使它成为艺术家调色板和织布机上最受欢迎的颜色。在胭脂虫出现之前，欧洲染料制造商用辰砂（硫化汞）、地衣和染色茜草（Rubia tinctorum）制造红色染料。 海蜗牛和一对昆虫——波兰胭脂虫和克玫兹胭脂虫——也被用于生产红色染料。然而，墨西哥胭脂虫出现之后，用它制作的染料在色彩的鲜艳程度、不褪色性和色彩的持久度方面都优于其他原材料。 墨西哥胭脂虫在16世纪20年代传入西班牙后，半个世纪内，它就取代了波兰胭脂虫和克玫兹胭脂虫，成为欧洲使用最为广泛的红色染料。1599年，受人尊敬的墨西哥城居民贡萨洛·戈麦斯·德·塞万提斯注意到，西班牙人对优质的胭脂虫的渴望，丝毫不亚于他们对金条的渴望。 事实上，到了18世纪，胭脂虫红染料已成为墨西哥炙手可热的出口产品，经济价值仅次于白银。
胭脂虫给欧洲艺术界注入了活力。 巴洛克时期的画家们用胭脂虫红染料那强烈的、饱和的红色来丰富他们的调色板。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的《音乐家们》（1595），彼得·保罗·鲁本斯的《伊莎贝拉·布兰特的肖像》（1610），克里斯托瓦尔·德·比利亚尔潘多的《被魔鬼诱惑的圣萝丝》（Saint Rose Tempted by the Devil，1695）都运用了这种红色。后来，在整个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像保罗·高更、奥古斯特·雷诺阿和文森特·凡·高这样的画家也用胭脂虫的红色来活跃他们的画布。凡·高在他1888年的著名画作《卧室》中使用了用碾碎的墨西哥胭脂虫制成的颜料，红色成了画中的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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