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_王逸舟著_9787301194737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已远离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姿态站立在全球高地上；它同时在调整改革开放头一阶段相对低调、“韬光养晦”的策略，转向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如何在继承邓小平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更多地推动国际合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对此做了独到精要的讨论，它以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多个成功案例为切入点，思索里面的创造性“介质”；作者用不同领域的理论发现和场景模拟，支持中国外交的更大作为与想象力。书中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寓新鲜深刻的道理于通俗易懂的叙述之间，展示中国外交研究的广阔空间与独特魅力。

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在笔者看来，“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世界史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劳苦高功。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本书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正是就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像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开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肯定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看上去对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克短、大展身手，它将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笔者的写作路径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它（他）们的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得到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讲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在做完这一步之后，论说的重点转向有关“创造性介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看它们如何应用扩展至中国外交下一阶段的实践。在这本小书的最后部分，笔者试着设定若干场景，讨论“创造性介入”可能的切入点，希望这些场景有更多的再现和脚本。囿于作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绝非系统和成熟的学说。特别想提请读者注意的，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是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

    案例1斡旋缅甸
    让我从新华通讯社数年前刊发的一则公报说起———新华社仰光2007年11月16日电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14日至16日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和发委）主席丹瑞15日会见了王毅。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取得的进展，愿共同努力发展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互利双赢合作，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造福于两国人民。缅方介绍了国内情况，表示将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采取积极、务实举措，加快推进七点路线图计划。同时，他们向中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努力。中方重申在缅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实现政治和解、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希望缅甸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加快国内民主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的斡旋努力，希望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对缅甸提供积极和建设性帮助。中方真诚希望缅甸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早日实现长治久安。
    我的解读是，这个简短的外交公报，向国内外读者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中国政府通过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努力帮助联合国的调解取得进展。当时的背景是，缅甸国内正发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军人掌权的政府与一些抗议僧人和社会团体形成尖锐紧张的对峙，而东盟在调停这个成员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止步不前；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机制的担心，缅甸政府还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特别顾问到仰光进行斡旋的请求。在僵局面前，中国政府派遣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缅甸首都，劝说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权衡利害、顺应时势，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予以积极回应，尤其是把赞同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到访，作为缓解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一步。王毅大使的努力最终奏效，缅甸军政府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造访。僵持局面由此打开。虽然后面的事态依然曲折多变，各方普遍对中国特使的调解成效表示了赞赏。其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在相互关系上并非只是追求狭隘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不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粗暴施压、强人所难，而是在巧妙劝和的同时，用真诚朋友的态度，鼓励缅甸国家的政治对话与民主化进程。众所周知，中国与缅甸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涉及能源、经贸和战略等多个领域，这种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历任中国高层领导人从未间断，其密切程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然而，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缅关系存在一种误解甚至歪曲的看法，认为它不过是中国利用实力地位和地缘优势，为获取缅甸这个邻国的丰富自然资源与战略出海通道所建立的一种非正常关系，属于不对等的利益嫁接和依附模式。王毅大使的此次出访和事后发表的外交公报，令上述误解和歪曲不攻自破；公报用简明但深刻的文字，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友好邻邦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更展示出改革开放新面貌下中国人的先进政治观念。王毅斡旋缅甸的成功，在笔者看来，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这类“创造性介入”的特点，首先在于它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特别是大国外交上常用的派遣特使方式，针对现有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顿和难题，直接介入有关国家和区域，凭借外交官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或思路。派遣特使而非驻在国的大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授权，表明其身份和传递的信息非同寻常，代表着派遣国最高层的意愿与要求。其次，中国政府特使的努力及其方式，还表现出中国外交官特有的亲和、耐心、平等待人与不事声张；在缅甸这类经常被西方外交官和媒体轻蔑地称作“麻烦国家”、“问题国家”的地方，中国外交家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而是用平等的商量、耐心的等待、朋友式的真诚，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取得了柳暗花明、打破僵局的效果。然而，依照本书标尺，关键的创造性介质，当属那个简短的外交公报所表达的第二点讯息。它体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高超智慧与技巧，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对双边友好关系的坚持和对国际大势的辩明，既坚守不干涉内政、尊重当事国主权、相互平等与和平共处等既定原则，又传递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期待缅甸军政府趋利避害、实现良治、稳定政局的普遍愿望，表达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它还是中国公众政治意愿的折射，是对那种狭隘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观的超越。须看到，此番中国政府特使的成功，也有一些特殊因素的助力。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在领土纠纷问题上表现的大度谦让立场，奠定了中缅长期特殊友好关系的基石。由于国内政治而饱受国际制裁和外部责难的缅甸，在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国际贸易和装备更新等问题上，确实指望保持与中国这个重要朋友的合作关系。换作其他邻国，同样是斡旋调解，同样耐心低调，中国特使未必都能如此有效。
    因此，不能忘记，斡旋缅甸这类“创造性介入”的成功，离不开对介入对象、时机和环境的可行性评估。比如说，笔者没有把握，单就两国关系而言，当缅甸与中国发生重大利益摩擦时，如对湄公河水资源利用的分歧，或涉及对与我国交界地区缅甸某些族际矛盾及武装团伙的处置，我们的“创造性介入”是否有别的方式并仍能奏效。
    但总体而言，此次王毅特使对缅甸事务的“创造性介入”，表达了中国外交未来的一种取向：向世界更多的地方和需要中国的不同领域，派遣更多的特使、特别代表和其他名义的调停人，以不同于西方强国的方式，用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和技巧，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建议，促成地区内部和全球层次上的各种缓和与妥协。特使越多，中国的角色会更活跃和富有建设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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