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发展对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_王赟赟_9787313272768

本书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借鉴GIS及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高速铁路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分布、人口流动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本书的研究结论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空间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城市规划、经济学、地理学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及对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感兴趣的读者。

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城市间的单位通勤成本，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增加了企业选址与劳动者就业的选择范围。一直以来，在所有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问题中，建设成本、设施类型及空间布局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书首先以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包含两个地区、两种要素及三种产品拓展的核心边缘模型，将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要素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其次，本书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以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地理学、工具变量法等多学科前沿研究方法以及夜间灯光数据、全球动态人口分布数据等多种数据，来考察高铁发展对我国经济分布、人口流动以及区域一体化三方面的影响。最后，本书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本书从空间视角拓展了国内学者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作用的分析，补充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高速铁路问题的研究，利用丰富的经济与空间数据详细地分析了高速铁路的空间经济效应及影响机制。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本书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高铁发展研究方法及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从评价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常见方法、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实证文献及高铁经济效应的实证文献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和梳理。从研究方法来看，高铁发展的经济效用包括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综合效应。从影响范围来看，高铁发展的经济效用包括了投资效应、溢出效应和区域空间效应。

第二，本书从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高铁的发展历程以及高铁发展与区域空间的相关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研究背景。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我国经济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引导着国家的生产发展和技术创新。自2000年以来，我国逐渐开始实施振兴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经济重心表现出自东向西的移动轨迹。然而，由于自然因素及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优势，人口依然表现出自西向东的流动特征。虽然中国高铁建设起步较晚，但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截至2015年底，我国高铁四纵四横已初具规模。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分布在空间上呈现出较明显的集聚特征，珠三角、沪杭甬、京津冀三大都市圈
因本研究的实证分析较早，当前一些都市圈的表述已有变化，如珠三角现在多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表述代之，沪杭甬多以长三角的表述代之。关于都市圈的名称，本书仍沿用之前的提法。
以及长江经济带成为社会经济要素集聚的重心。高铁一小时通勤圈覆盖了以上三大都市圈，高铁通勤圈已形成东部大小城市连绵的城市群，城市间时空距离的大大缩短也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进而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本书总结了高铁发展对我国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首先，作为一项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高铁的发展在初始阶段通过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并依靠站点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开发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促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塑。其次，高铁的发展增强了核心城市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速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由于核心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土地价格上升，高铁的开通降低了核心城市与周围中小城市间的交通成本，也方便了要素的扩散。最后，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能大幅度减少城市间的交通时间，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产生空间收敛的作用。同城化效应使得城市差距缩小、行政边界趋于模糊，进而形成紧密联系、共存共荣的经济体。在梳理与高铁空间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城市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地区、两种要素以及三种产品拓展的核心边缘模型。该模型分析显示：　在初始阶段，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经济趋向集聚。在贸易自由度较高的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及土地成本的存在，会同时出现集聚与再扩散。随着土地成本的上升，要素趋于扩散；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集聚均衡会成为社会的最优选择。产业的集聚可以使得技术工人获得较高福利，土地成本的增加又会降低技术工人的福利，总体上看，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能获得更高的福利。

第四，本书分析了高铁发展对我国经济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高铁的发展减缓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而非我们通常认为的中心城市扩散效应。这在非高铁沿线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高铁对特大城市的正向效应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交通状况的改善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以及大城市的集聚是造成中小城市经济放缓的原因。这也表明了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集聚过程。这个机制的作用随着到高铁线路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存在一个明显的拐点。不同于以往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随着高铁的开通，大城市并未对沿线城市投资产生虹吸效应，相反还表现出扩散的作用，而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来自沿线中小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投资拉动作用在高铁建设期间效果明显，随着高铁建设工程的竣工，投资拉动效应减弱，最重要的建筑行业投资水平显著下降，影响着经济增长，这也是高铁开通之后沿线城市经济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高铁作为客运交通专线，对产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没有明显的影响。由于目前中国高铁建设历程相对较短，大城市的集聚是否会抑制小城市的发展还不能确定；从短期来看，尽管高铁的通车似乎存在负面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负面作用似乎正在减弱。

第五，本书分析了高铁发展对中国人口流动在区域空间及城市内部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总体上高铁的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集聚，户籍制度的存在仍然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高铁的作用在各个区域及不同城市层级上有着明显差别；高铁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城市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从而造成了区域空间分化现象。根据夜间灯光地图数据及Landscan全球动态人口分布地图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全样本还是分样本回归来看，高铁开通对城市郊区化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六，本书从市场一体化及空间一体化两个维度检验了高铁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交通成本的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特大城市的集聚作用及过去政策的倾向影响着城市的增长趋势；高铁的发展满足了中长距离出行的需要；人口及资本的流动是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特别地，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及投资的扩散是促进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收入收敛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及投资的差距缩小是引起小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收入收敛的主要原因；高铁的发展加速了知识的溢出与扩散，这也可能是促进市场融合的一个因素。从空间角度来看，高铁的发展打破了城市行政边界的束缚，模糊了行政界线。夜间灯光数据的检验表明，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空间一体化，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都市圈规划也对区域一体化进程有着推动作用，从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沪杭甬都市圈在三大都市圈中表现出了最高的一体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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