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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1 年 11 月，第一卷《普陀山》面世。我的研究得以迈出第一步，离不开约瑟夫·达尔曼（P. Joseph Dahlmann S. J.）先生的鼎力支持，这一点已在第一卷引言部分强调说明。
本卷以祠堂为研究对象。这一类建筑的建造，寄托了人们对历史伟人或是家族祖先的追思及神化崇拜。同首卷《普陀山》主要着墨于对佛教祭礼场所的描述相比，本卷完全在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内进行阐述。之后的卷本则将以相等的笔墨，对中国建筑艺术所蕴藏的佛教及中式传统思想的基本意象群组进行互有关联的交替描述，从而体现这两股精神源流合二为一的最终状态。正是植根于这一交汇融合，中国宗教文化才萌芽生长。
本卷所描述的祠堂及各地纪念建筑数量庞大，覆盖类型全面，无论具体与否，至少都有涉及。本系列著作后续还将着眼于更多数量的此类纪念建筑，它们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及其相关真实事件息息相关。它们的建造，使得某一块土地永远烙刻上这些历史，使得后世的记忆永远鲜活如新。中国文人墨客在游历自己这个广袤的国度时，总会细致观察其间的历史名胜，并忠实记录下它们的具体地点。对他们而言，寻访古迹是一种享受。且同欧洲文人相比，中国文人墨客或许能从中明显感受到更为强烈的乐趣，其原因便在于，无论是受过教育的中国文士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历史、文献中的重大事件与英雄人物记忆鲜明，而这种耳濡目染的群体氛围在欧洲则弱得多。此外，中国的历史遗迹虽然在地理意义上限定于某一处，但可探源回溯至一个极为宏大的过往。在德国，大众所了解的只有那些历史事件甚至说相对而言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最基本的信息，绝大多数民众所知道的不过是一段模糊的历史记忆、一片灰色的传承空白。我们不得不前往古罗马、古希腊遗址现场，或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发掘某段辉煌历史过往的见证者。这些地区的历史遗存就其宏伟程度而言远超中国的相应建筑，但它们的传承火种在民众中间已完全熄灭，只有学者还有能力并努力从曾经或许存在的废墟中，捡拾搭建起一个大概轮廓。而在中国，古老的英雄人物们至今还有血有肉地存活于大众之中。人们为他们建起陵墓、祠堂，关于英雄的记忆从未褪色。由此，整个民族自己也成为一段鲜活的历史。即使是粗通文墨的旅人，在游历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也能从普通大众中了解感知过往的历史。综上所述，寻访古迹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之大绝非我等可以比较。
由此，一个想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想参照欧洲梳理建筑及艺术文物的思路，按地域省份分类，有计划地归纳整合中国的历史遗迹。虽然有时为了完整地呈现历史图景，我会添加纯文字注释，但工作的重中之重，仍是通过描述文物古迹来探究历史遗址面貌。1909 年我于北京停留期间，经弗雷德里克·马克密引荐，受中国古物保存会（The China MonumentsSociety）所托，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 汇编整理中国古迹文物大全。这是我在该领域的第一次探索尝试，虽然称不上完美，却也是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值得肯定。若想深入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及宗教文化，前提条件之一便是对中国古迹进行大规模的概要梳理。中国地名历经朝代变化，大多数古地名如今已不为人所知。经典如沙畹 3 著作，力求将古今地名对应标明。
但很遗憾，并非所有问世的有关中国的研究都能够做到这般程度。在地理位置上证实文献中的地点所在，通常困难重重。在此情况下，我们反方向思考，先探实该地的文物古迹及祠堂，精准考证，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研究。厘清历史关系，又是掌握建筑学全景知识及其发展脉络的必要前提。相比之下，欧洲人接触西方艺术史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接触到大量历史研究成果。我们几乎从不考虑，若仅仅依赖于对艺术文物实体的研究，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
而这样的问题如今在中国出现了：中国大量的历史原始资料，仅有极少数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凡对历史欠缺了解，艺术史的研究便根基不稳。若历史学家并未完成必要的前期工作，艺术学者便几乎无法进行深入的艺术史探究。面对中国这一具体情况，我们有必要对以上思考作一些强调。
本卷选取祠堂一词，以对某一类特定庙宇建筑作一全新的综合定义。这些庙宇为纪念历史英雄人物而设，立庙举动本身再次力证，宗教观念渗透进了中国这片土地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杰出人物与非凡事件从普通生活中提炼升华，并赋予其神话色彩。就这一内在联系而言，祖庙宗祠也当属于祠堂类别。
事实上，我在筹划中国之旅时，并未将祠堂作为一个特殊类别来观察。这种概念随后才逐渐产生，所以本卷存在诸多关键性的漏洞。书中未列举那些充满神话色彩的远古时代，因而出现了整个际代的建筑空缺，也未涉及一些重要的特定庙宇。坦诚而言，本卷并不一味追求对研究主题进行面面俱到的详细阐述。
鉴于中国宗教建筑艺术是一个相对独立而自成一体的特殊领域，本卷虽内容丰富，却也只是研究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不过这恰好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领域还有巨大的探索空间。我主要根据自己旅途中所探访记录到的建筑物来编排本卷内容，并对其一一具体描述，后者是全书写作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首卷引言中也已提及。虽是如此，我也并未放弃尝试系统划分与处理主题，希望可以由此清晰地呈现主要内容的知识点，并为之后的继续研究提供立足点。
为达到以上目的，除了阅读有关中国的基础文献之外，一定数量的原始资料研究也必不可少。我在实地探访过程中便寻到若干中文书籍，其中部分书名将在下文提及。不过，即使是这些文献也极少甚至根本不为人所关注。比如其中有一本书详细介绍了勉县的诸葛亮祠堂，可它却如明珠蒙尘般无人问津。此外，柏林各图书馆中藏有大量中文典籍、百科全书、各大小地方志及山岳寺院专著，其中尤以德国皇家图书馆为甚。这些文献均对外开放，内含大量相关珍贵资料，可它们同样未能得到基本的利用。若想将以上资料全部翻译完成，那么本卷成书将遥遥无期。基于这一情况，本卷在探索各具体祠堂建筑时，并不着眼于纤悉无遗的阐述，即使是在略为详细的第二、第三两章中亦是如此。书中更多的是呈现我所获取的原始材料（据称），并同时将其加工完善，以求以整体统一形式展现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对中国文献的深入研究还会大大加深对于建筑目的与建筑形式的理解。作为本卷作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对于建筑构件领域的研究，甚至仅仅是对单纯的建筑构件术语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水平。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对此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它必将以一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启迪人们打开新角度、拓展新思维。很多事物目前还只处于初级阶段，提目标一词更是遥远。这种认识虽然令人不爽，但绝不应成为我们放弃研究中国建筑艺术的理由。一如此时，我们在首卷创作过程中已遇到许多内在困难，但仍应继续前进的脚步。文中多处详细介绍了历史情况，第一章第二节及第二章尤其明显，这其中若干信息来源于中文原始资料或是当地文字记载，其他的则摘自欧洲文献，后者会出现在参考文献页中。遵循全书撰写的目的，我们并不过分着墨于历史英雄人物的介绍，而是判断其是否对读者理解相关建筑古迹及寺庙铭文具有必要性，进而做出选择。这种信息加工方式自然不是对历史原始素材原封不动的抄写，但由此我们可以以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为出发点，自行选取相应的叙述框架与历史角度，从而清晰地介绍其某一方面的特定情况。
本卷只在第二章庙台子部分采用详细阐述这一方式，它同时也可作为如何详尽完整地描述此类祠堂的范本。在历史、地理及四周景致这些先决条件的作用下，英雄人物得到神化，供奉英雄人物的寺庙得以建立。这类祠堂建筑似脱胎升华于历史及自然，又通过内容与艺术形式再现历史与自然。
这一思维过程贯穿了整卷书，它不仅清晰地存在于庙台子及其后第三章的叙述中，更是明显体现在第一章之中。全书内容按照我的游历路线展开，这场由遥远北国至南方边陲的旅程同时也是一场由北至南的中国艺术风格盛宴的展现。但无论何处，历史与自然景致始终是理解具体建筑的基本出发点。文中若干具体建筑的描述极为细致，或许都已深入涉及建筑构造及风格差异层面，但均遵循整体宏观这一行文准则，同精神文化、自然环境与祠堂建筑构造这三部分内容紧密相关，时间也由肃穆的远古延续至动荡的近代，地域范围由形制森严的北方拓展至充满想象色彩的南国。未来的研究也可以此为基础，着眼于建筑形式及其历史情况、地理位置的变化，并将这三者相互联系，从而梳理出中国建筑艺术于精神及宗教层面的历史变迁。当前，未来中国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受到众人关注。在此背景下，了解历史如何演变对于这个时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价值，以下将对这一点略加阐述。
在首卷《普陀山》与本书成书之间，中国国内政治情况经历了颠覆性的变革。首卷出版于 1911 年 11 月，正是在这个月，中国政局突变。清政府倒台、帝制被废除、共和制建立，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同时似乎也表明中国人古老而神圣的精神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正是这些建立在稳定传承基础上的传统思想，在我之前以及接下来的阐述中，被证明是推动包括建筑艺术构造在内的事物不断变化创新的精神动力。不过，无论是统治形式的变化，还是中国精神及艺术文化可能由此发生的变化，在本书刻画中国人这一群体时几乎均未涉及。此处我们关注与阐述的，是中国文化与艺术中那亘古传承的内核，它历经数个世纪仍几乎保有原貌。所有目光锐利又实地感受过中国近期一系列大变革的外国人一致认为，未来中国社会生活运行的先决条件与之前并无二致。无论是首都北京还是诸如南京、武昌、成都等地，即使那里的古老艺术珍宝遭到了破坏，也并不能改变以上论断。由此，潜心研究一个民族固有价值及其永恒精神艺术财富的专家可以断言，一场急剧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局限在政治层面。不过虽是如此，这些历史大事件终归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这体现出中国人内心信仰及精神力量格局的一种轻微变化，也积蓄起变革的动力，这种改变最终会以各种全新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一点是明确的。
欧洲历史上也有过类似时期，事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些影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在这剧烈的变革中或许蕴含着希望的种子，它将催生出焕然一新的思想，引领文化与艺术走向新的辉煌。想到这一点，我们稍感安慰。但这种代价却是大量世间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在战争炮火下灰飞烟灭。行文至此，大家首先想到的，也许是那些毁于烽火兵戈的有形文物。可事实上，更为糟糕的是随后而来的对于艺术品的冷漠、无视甚至轻视，这类塑造个体品质的无形思想如同危险的野兽被唤醒，并伴随着内心的动荡不安、精神的贫瘠、自私自利及良知的泯灭而愈演愈烈。身处多事之秋，生性淡泊之人尤其是艺术家们选择避世为逋客，世间缺乏创造及欣赏艺术作品所需的深刻、虔诚和独立之风气，创造新作甚至仅仅是维护旧物的意义不再。更有许多欧洲人丧尽天良，对文物大肆掠夺破坏。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们或因狂热丧失了理智，或出于满足自己本土收藏的自私目的，肆无忌惮地摧毁文物，或是唆使一些中国人为己所用，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最近又爆出一桩骇人听闻之事件，强盗们把大名鼎鼎的摩崖石刻像的脑袋切下，运到欧洲这个美其名曰保护建筑及艺术文物之伊甸园。如此暴行或许会让关注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朋友倍感愤怒，但同时更是激发出他们内心的渴望，希冀这些可能将经历劫难的文物至少能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流传于后世。在首卷前言部分，我已表达了对于中国古迹保护的担忧，并敦促尽快对建筑文物进行全面详细的记录保存。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忧虑已成为现实，保存工作也由此显得更为紧迫与必要。我们至少应该以当今的研究手段，保存历史，从而经得起后世的严格检验。
此处对本卷成书过程作几点说明：
在中国期间及回国后，我于中文资料加工研究过程中，得到众多中国朋友及老师的一再帮助。在此，我希望对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本卷的中文铅字印刷同样来源于帝国印刷厂的友情提供。
图 130、图 133、图 138 及图 148 来源于建筑师罗克格以及阿梅隆（Amelung）先生的慷慨分享，其他图片除少数于中国各地购自中国摄影师之外，均为本人拍摄并加工。
1914 年 2 月 5 日于夏洛滕堡
恩斯特·伯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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