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神州陆沉。国人意识中的“天下”，已经从九州、五湖、四海，变成张之洞的“亚欧”、袁世凯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梁启超的“环球”乃至胡适的“绕太阳的地球”。按照传统逻辑，当人们在现世找不到出路，往往会从上古的案例中寻求启迪。晚清以降，这一逻辑却被无情颠覆——从向过去寻找答案，到向外界寻找答案；从反求诸己，到问道于人——从中心滑向边缘的过程，最终摧毁了帝国，却造就了城市。
变局来临之际，城市首当其冲。由长安、洛阳、汴梁、杭州、金陵、北京历经千年构架起来的城市参照系统，终究土崩瓦解；由班固、张衡、左思和张择瑞、仇英、徐扬们用歌赋与笔画为中国的传奇都会编织起来的绵密意象，同样不堪一击。与此同时，国人以城市想象为支点，从市政、民主、金融、失业、军事、文化、宗教等角度所做的诸多探索，却撬动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在关于晚清民国的历史叙事中，城市的意义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本书富于独创性地从城市群视野出发，全面寻找它们在历史中的基因突变，藉此考察现代中国的历程。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 南宁、康定……它们曾是现代中国的起源，终究化为理想年代的尘埃。
序一
寓思于史
舒衡哲（Vera Schwarcz）
历史的真实 被面具遮蔽
如果 一个人试图打碎这些面具
他会发现什么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1980）
在这本书中，张泉怀着热情与洞见驾驭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赋，也是十分难得的。诚然，他已经通过在那本拥有惊人之美的杂志《生活月刊》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报道而产生影响，如今，他又为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化的写作找到了一幅更大的画布--从晚清到2 0 世纪中期的中国，这段被遗忘抑或被忽略的城市化的历史。这些不仅仅是寻常的城市史，而是像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卡尔·休斯克（C a r l S chor s k 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所宣称的那样，这些努力意在揭开现代人类的面具，超越那些城市化进程的辩护之声，真实地为活生生的生活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新视角。这无疑更有创意，也更具意义。
《城殇》在很多方面独树一帜。近年来研究中国城市个案的历史书籍很多，相较之下，张泉更加有野心，他探讨更多的主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城市的秘密敏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见解。他有意从上海的霓虹灯中转过脸去，转而聚焦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改良者的思想和经历，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回溯和还原曾一度被遗忘的道路，它们关乎历史的回声，关乎革新的途径。有多少人还记得作为水利专家的张謇？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也曾致力于解决困扰南通乃至中国千年已久的水利问题。现在中西方城市的天际线都是被高楼大厦分割的，而张泉通过他的研究才能和栩栩如生的写作，使当代读者能够重新思考那些业已消失的风景。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富有远见卓识又极具争议的军人？譬如孔繁锦，在甘肃天水的种种举措；譬如刘文辉，曾以富有创意的措施解决西康的宗教问题··他们打下的基础，无人能出其右。
这些人物和历史细节，严谨地呈现在这本书中，就像重新追忆一场失落的梦境。这正是休斯克倡导的"带着历史思考"，在这种思考方式中，"过去"的素材常常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现在"与"将来"。同时，这不仅仅是利用过去为现在服务，张泉像前辈学者休斯克一样，让我们接受挑战--重新思考一切城市发展的叙事范式。
刘易斯·芒福德（L e w i s M u m f o r d）曾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探讨现代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通过科学勘探，佐以诗意的语言，芒福德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将权力转换成形式，将能量转换成文化，将无趣的事转换成鲜活的艺术符号，将生物繁殖转换成社会创造"。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作者已向这一高度发出挑战。
张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砾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砾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创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书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与未来的回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2 011年3月，于耶路撒冷
序二
被淹没的雄心
许知远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约五年前，我问张泉。他刚刚大学毕业，成为《生活》的一名记者。他安静、羞涩，头发乱蓬蓬。
他说他仰慕雨果那样的人，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气质。这个回答出乎意料，这是21世纪初的上海，而不是1830 年代的巴黎，英雄主义已够不合时宜，他竟还想成为一名文化英雄，靠文字来塑造时代。
在日渐熟悉的日子里，张泉向我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他谈论《后汉书》，感慨倘若汉代使节甘英跨过了伊斯坦布尔的海峡，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就会从此不同；他说起战后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纷争，加缪如何比萨特更有道德立场；他还猜想，被掳掠到依宁的两位北宋皇帝的心境。
当然，他最喜欢提及的还是清末到民国的几代知识分子-- 他们面对一个旧秩序崩溃的时代，既茫然、焦灼，又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激情。
这本《城殇》是这种热情与好奇的延伸。他谈论了天津、上海、香港、哈尔滨、长沙、康定、南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现代中国饱受失忆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它既容易令人陷入无根之痛，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智力资源；又可能引发盲目的骄傲，以为自己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本书当然也有缺陷。有时，他太屈从于自己浪漫化的情绪，一些词句太过悲情。有时，他放弃了自己更直觉的观察与判断，被资料牵引着，倘若他能在历史叙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与思考，行文无疑会更引人遐想。
不过，这仍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这些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是人类生活中最灿烂的一刻。
2 011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将军令
打狗港像一朵张开巨蕊的花瓣，把铁轨和火车次第吞进深海。泛滥着腥味的洋流旋即重归平静，一如既往的幽暗、冷漠、心事重重。这些生锈的机车，瘢痕累累的铁轨，都来自海峡彼岸。从上海到高雄，千里迢迢的跨海之路，持续数年的外交风波、权力倾轧，终于尘埃落定。只不过，旅程的终点是沉没，而不是重生。
这是可以预期的结局。
风波起自光绪二年（18 76 年），英国怡和洋行强行修建的淞沪铁路通车，在上海引起轰动。铁轨两边的中国民众“立如堵墙”，但他们最初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恐惧与愤怒淹没。南洋大臣沈葆桢和上海道台冯光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冯光甚至威胁英国人，如果火车继续开下去，将不惜卧轨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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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冯光的预言就兑现了。一名中国士兵被飞驰的火车轧死，这起命案很快升级为外交事件。远在直隶的李鸿章被迫介入。
谈判桌上，两国外交官还在进行着漫无边际的交涉，危机已经伴随着谣言，疾速升温、失控。
停开的淞沪铁路边，开始不断出现一些形迹诡秘的中国人，他们频繁地沿着铁轨游走，压低了帽檐，目光机敏却又变幻莫测。后来，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些便衣的士兵离开后，铁路两侧就陆续驻扎了大批中国驻军。
租界里的传言则更加悚动，英国侨民们渐渐相信，很快就会有中国人前来寻衅闹事，并可能烧毁洋行。
事实上，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西方的侨民。在租界之外，不安的情绪同样在大肆蔓延，据说有两艘英国兵船已从大连港起航，正星夜兼程赶赴上海。
一场因铁路事故而起的战争，似乎将一触即发。
然而，李鸿章知道，帝国已经不堪一战。
谈判马上加速进行，中国决定出资2 8 . 5万两白银，将淞沪铁路购回自办。
李鸿章所希望的，不仅是化解这场外交风波，他更试图妥善接管并经营这条铁路，将其经验向全国推广。
不料，沈葆桢已经率先下令，将铁路全部拆毁。无论李鸿章和远在欧洲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决定一意孤行。
问题在于，无论是沈葆桢还是冯光，其实都不算是守旧的大臣，甚至，他们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而冯光则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
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一向是开明的，不料，这次的举动却异常的武断强硬。是时代变了，还是他们变了？
沈葆桢的自陈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他并非不理解铁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兴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不愿在这个保守的帝国里背负激进的恶名。沈葆桢的顾虑，正是困缚这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此外，令沈葆桢耿耿于怀的，是李鸿章过于积极地介入此事。尽管这件事属于外交范畴，也在李鸿章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它毕竟发生在沈葆桢的辖区。北洋大臣干预南洋之事，有越权之嫌，这让沈葆桢难以接受。
李鸿章、郭嵩焘与沈葆桢、冯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不过，对声名的计较、对权力的重视，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绑架了理性的判断，由此引发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沪铁路，就像一则魔咒，不断地警告着后来者，并暗示着帝国复兴的艰难时局。连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沪铁路拆除后，丁日昌要求把材料运到台湾，以助建造台湾铁路。但是此后，由于筹款无方，台湾铁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远道而来的铁轨和机车，也只能沦为废物。这迟来的结局又一次激起李鸿章的愤恨，他写信给郭嵩焘抱怨说：“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事实上，“徒邀取时俗称誉”的事情，李鸿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过。18 6 5 年，同样是在上海，当时的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为了通商便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出，要在上海到吴淞之间设置电报线。
李鸿章不便明令拒绝，却暗中授意上海县令，鼓动乡民把英商刚刚树立起来的电线杆连夜拔除。只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的李鸿章却主动在总督衙门和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他还踌躇满志地试图继续兴办铁路，继续打造西式舰队。他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国家此刻凋敝的时局，未尝不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好机会。李鸿章的强国梦想，自然也掺杂着公德与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鸿章，毕竟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比他的同代人更远，也更加深入。
曾国藩临终前总结洋务运动的实绩时，将李鸿章、左宗棠与自己并列：“窃思铁厂之开，创于少荃（李鸿章）；轮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尽管曾国藩半生致力于洋务，他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所谓“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
他始终相信，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中国漫长而神圣的传统中找到答案。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另一位国学大师王运的理解则更富戏剧性。同治八年（18 6 9 年），在点校《汉书》时，王运意外地发现了火车的起源，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
王运甚至认为，《圣经》中引领众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实是西方人对“墨子”的误读。王运论证说，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王运所做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臆想，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误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偏执的狂热；而在民间，这种情绪则更加复杂。直到1910 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
人们甚至认定，朝廷调查户口，其实也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把这些写有民众姓名的调查册放进铁轨枕木中，用百姓的灵魂来维持铁轨的稳定。于是，人们不仅对铁路深怀恐惧，甚至满腹仇恨。
流言总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远，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谣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让帝国长达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一直在反复的类比与猜度、傲慢与偏见之间徘徊，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帝国晚期的改革往往执泥于器物的层面，而无力也无意深入城市内部。城市变革往往浅尝辄止，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自我调节，城市的真正蜕变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尽管在晚清被洋务运动和新政青睐过的城市有安庆、金陵、天津、上海、马尾、开平、旅顺、威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天津成为几乎唯一残留下来的活化石。正如史华慈（B e n j a m i n I s a d o r e S c h w a r t z）总结的那样，洋务派的态度其实只是“抽象地赞赏西方”，城市因此也根本来不及发育完善。现代化要在中国生根，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 国家的沉沦，纵横捭阖的权力斗争，以及文化的傲慢与精神的自卑··它们将这个国家一次次逼入险境，也将中国人的城市梦想一再推向边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在起始阶就自相矛盾，并且危机四伏。天津的侥幸胜利，并不能解开帝国的心结，更无法疗救现实的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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