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套装上下册）_陈才智著，张炯，郎樱，仲呈祥，石昌渝，汪文顶等编_9787570314577

　　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文学长河一向以诗歌为正脉。不学诗，无以言。同诗歌的悠久传统相比，小说、戏剧是迟开的花朵，很晚才汇人中国文学的长河。广义上的诗歌包括诗、词、曲。诗（狭义上的）是指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包括《诗经》、楚辞、乐府、五七言（还有六言、九言、杂言）古体及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等；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是一种配合音乐用以歌唱的诗体，以长短句为主要体式，依词牌或曲调填写文，又称“长短句”或“诗馀”，始于唐，盛于宋；曲则指元明清散曲和剧曲，主要指可清唱的部分，包括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一方面限于篇幅，另一方面，词曲早已独立且成熟，有关研究亦别为科目，因此，为区分于韵文史，《中国诗歌史（套装上下册）》集中叙述用汉语书写的狭义上的诗。叙述诗史，可以选择多种角度，如题材、体裁、时段或地域等。
　　《中国诗歌史（套装上下册）》主要从流派角度人手，叙述汉语诗歌发生、发展和衍变的历史脉络，始于先秦，迄于当代。
　　流派，是诗歌研究的重要一环，是语言、修辞、意象、意境、风格之上更高的研究层次。一般而言，流派只是被视为诗歌、艺术或学术等方面的派别。其实，流与派应该分而论之。“流”偏重历时性，研究对象是诗人对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后世诗歌风气的影响，借以定位其**性和艺术成就，为解释和批评提供合适的尺度；“派”偏重共时性，研究对象是同一时段形成的诗歌群体、集团、潮流、派别或范式，有助于理解种种诗歌现象，加深对诗歌历史演进的认知。横看成“派”侧成“流”，纵横交错的“流”与“派”，是建构中国诗歌史大厦的基本栋梁。
　　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流派研究近年来已取得丰硕成果。程千帆（1913-2000）曾提出“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课题，被列入国家及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此后，流派视角的运用不断成熟和扩大，曾有两套名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丛书面世。学界对山水田园诗派、韩孟诗派、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边塞诗派、吴中诗派、姚贾诗派、睦州诗派、李贺诗派、皮陆诗派也相继进入研究视野。
　　《中国诗歌史（套装上下册）》旨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自先秦以迄当代诗歌千流万派的发展脉络。

　　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先后出版著作多种。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主持编撰一套10卷的“中国分类文学史”丛书呢？应该说，这与文学艺术理论中的类型学有关，也与我国文学史编撰的现状有关。
　　文学艺术类型实际指的是文艺的样态及其本质的区别。西方从古希腊即对文艺有类型的划分，如古希腊神话有关九位缪斯女神掌管九种艺术的传说，其缪斯体系即包含音乐、诗、舞蹈（以及悲剧、喜剧——它们当时是诗下面的两种体裁）等划分。后来雅典的智者派提出了一种艺术分类方法，即以有益或产生快感为标准，将艺术划分为有益的艺术与产生快感的艺术。柏拉图关于艺术的分类涉及多种不同的标准和视角，影响较大的一种，是他在《理想国》中的如下划分：“我说关于每件东西都有三种技艺：应用，制造，摹仿。”在《智者篇》对话里，柏拉图则把技艺（艺术）分为“厚生学”和“创造学”，前者指“利用自然中存在之物的技艺”，后者则指“创造自然中不存在之物的艺术”。这种分类，大体以艺术对事物的关系为原则。而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又把艺术分成创造事物的和创造影像的两大类，并进一步把创造影像的艺术再分为二：一类是再现原物外貌，保持适当的色彩和比例；另一类是不管原物的外貌，依靠虚构、变形、幻觉改变它的比例和颜色。此外，柏拉图还提出过其他一些艺术分类的主张，如他把艺术分为基于计算的艺术（如音乐）和基于普通经验的艺术。他对诗（泛指文学）的次一级的体裁划分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如他在《理想国》中就划分了诗的三种体裁：单纯叙述、模仿以及这二者的结合。这为后世文学的三分法（抒情诗、戏剧诗、叙事诗）打下了基础。
　　后来，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古希腊的艺术理论，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与自然相区别。人类的活动有三种，即认识、实践行动和创造。艺术乃创造。创造不同于认识和实践，在于它能生产产品。另外，亚里士多德也并不认为一切创造都是艺术，而只有“自觉的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才是艺术。这样就把那些基于本能、一般经验和技能的生产从艺术中区分出来。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艺术，仍是广义的技艺，不是近代所谓的艺术。不过，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实质上已非常接近于近代“美的艺术”的概念，即所谓“模仿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刻，也包括音乐、诗以及悲剧、喜剧等等。在艺术分类上，亚里士多德沿用了柏拉图的原则，即以艺术对自然的关系为原则，划分为补充自然的艺术和模仿自然的艺术。另外，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章中，从“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来给“诗的艺术”进行再划分。他的艺术分类学说实际包含三个不同的标准：第一，媒介或材料的标准；第二，对象或题材的标准；第三，叙述、模仿的方式标准（即把诗区分为叙事、抒情、戏剧三大类别）。西方文艺理论家后来还有时间的艺术（如诗歌、小说）和空间的艺术（如雕塑、绘画、戏剧、舞蹈）等不同视角为标准的划分。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对当时的文学也有不同标准的分类，如《毛诗序》对古代诗歌的“风”“雅”“颂”的分类标准，做如下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它主要从作品的内容来划分诗类。陆机的《文赋》则这样论述其时的文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他的分类虽兼及作品内容，却主要基于作品风格。刘勰的《文心雕龙》把那时的文类分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二十类。他的分类标准显然不一，但已分得非常细致。现代新文学产生后，以审美的特质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历史上的许多文体便不再被认为是文学了。可见文学艺术的分类由来已久，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样态及其本质的认识。文学艺术由于构成要素的差异和结构方式的不同，产生的功能也不一样，不同类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消亡都与一定的历史时代的条件相联系，因而，文艺理论家基于自己时代的认识，根据不同的标准原则加以不同的分类，也是很自然的。
　　回顾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文类的划分也从简到繁。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后来分离出叙事体的历史记载和各种散文、各种诗歌和赋体，逐渐又产生了小说，后来出现戏剧。到了今天，文学的样态更加多样了。诗歌就分为旧体诗（涵盖唐诗。宋词、元曲）和新体诗（包括自由体和格律体）；既有叙事诗，还有抒情诗（包括政治抒情诗、生活抒情诗）以及哲理诗、寓言诗、儿歌等等。小说不但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小小说）的划分，还有政治小说、推理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与历史穿越小说等的区别。散文也分化为叙事、抒情，还分为政治散文、文化散文、杂文和随笔、小品、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回忆录等等。戏剧不仅有传统戏曲，还有话剧、歌剧、哑剧、小品和舞剧，以及新出现的发展快速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综合艺术。分类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我以为在于文学样态的发展既体现为反映内容的差异，也表现为艺术形式的不同，根本上则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时代原因而导致的作品构成要素、结构方式与产生功能的差异。故而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对不同文学样态类型的历史发展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便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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