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把小说还给小说
——我读肖克凡
陈世旭
题记：不久前，邂逅评论家张陵，谈起近期阅读几位名家小说的心得，张陵告曰：你读的几位，皆可谓“作家中的作家”。我眼睛一亮。因以《作家中的作家》为总题成文数则。此是其中之一。至于“作家中的作家”，张陵的解释是“教作家写作的作家”；我的解释是“凡是我想学而学不了的作家。”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写作，究竟什么是小说，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呻吟，控诉，呼唤，高歌，思考，探究，梦幻，窥视，宣泄，暴露，试验，变异……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流，其来势滔滔。小说像戏剧演员，浓妆艳抹，遍身披挂，扮演着各种角色，演员本人却不复辨认了。一个念完初中就在农场乡镇盘桓近二十年的青涩的文学梦想者，突然卷进激流，晕头转向。
什么是小说？为了多少给自己一点信心，千辛万苦去找小说的来历。翻到《汉书·艺文志》。原来先秦诸子百家就有“小说家”，是稗子般的小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造故事。圣人看做“小道”，君子不为，世人不重。但因为多少能反映下层民情四方风俗，还有点看头，得以持续。
显然，中国小说的出身并不怎样高贵。之后很长时间都不是什么正经事业。小说地位忽然提高，是近代的事。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使小说在文坛上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真正的革命性推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在改开时期的文学中，其影响得到极大高扬。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和融汇，极大地拓宽了艺术思维的空间。然而，随着小说形式发展走向极端，新时期文学陷入了寻找和确定自己发展新起点所必然出现的困惑。有人悲观地把这种状况称作“几近式微”。
于是，传统叙事在现代语境中进入新的轮回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小说还给小说。
肖克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天津实力派作家，肖克凡写了多部长篇，数十部中篇，百余部短篇，其中不止一部被搬上舞台、银幕，多次获多种全国期刊奖、文艺奖。但所有这些肯定似乎都没有充分反映他的艺术成就。评论家张陵指出：“肖克凡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作家……电影《山楂树之恋》……对他来说，其实是一部电影剧本作品。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机器》。但这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产生在评论界最无知无能的时代。对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出现的人物形象的划时代价值，居然形同无视，任其自生自灭。少数论者对这部作品的确认也未能得到共识。直到现在，《机器》这部长篇小说提供的工业文学人物形象还没有被超越，仍然像教科书一样放在那里。”
全面解读肖克凡，是我的能力难以胜任的工程。我唯一能做的是从我接触过的文本，试图窥其一豹。
我看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字：传统。
“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
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个鲜明文化保守的表述，仿佛是对肖克凡小说的一个特别认可。在我看来，最深的道理都是最浅近的；最美的物事都是最简洁的；最大的底气都是最平和的。好的小说，首先就是好的人物，好的故事，好的语言。这里的“好”，指艺术。
肖克凡的小说，可谓此“三好”小说。
“我挎起紫竹提盒跑出家门，身后追来祖母的声音：“别颠！洒啦。”
沿着东兴大街，我跑过什锦斋饭庄，跑过华明理发馆，跑过白傻子布铺，一直跑向著名的“三不管”。”
发表在《收获》杂志的短篇小说《紫竹提盒》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作家的童年记忆，带进记忆中天津的大杂院，带到一个倾心向往、理解和追求美的旧时平民老人面前。
小说中奶奶的人生包含了两个民间社会：梨园与市井。那只精美的紫竹提盒，是一个生动的文学符号，其中贮满任何时代都不会缺乏的冷暖悲欢。时过境迁，仍然激起我们长久的怀想。淋漓尽致地表现民间世界的人性温暖和美好，是肖克凡小说最动人处。
回忆则是肖克凡小说取材的一个来源。他记忆的禀赋令人惊叹。他能记得起他这辈子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任何大小事件的几乎所有细节。他自豪于这种个人化记忆，认为这是他的小说唯一值得说道的东西。
然而，果真仅止于此，那么肖克凡就会是一个像我这样只能乞助生活原型的平庸写作者。事实上他同时又说过，他小说里所谓出自个人化记忆的故事，许多在记忆之中并不存在。
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从最初的仅仅依赖个人切身经历的基本材料，到随着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逐渐把有据可查的史料、民间流传的野史、俗谚、歌谣……所有这些早就哺育着他的艺术才华的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作为小说创作的原料，证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个体化的成熟。
无论是“个人化记忆”，还是“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这种对“记忆”的执着，表现出作家对真实的恪守。而正是这种恪守，造就了他的小说人物的立体感，可以呼之欲出，可以听到呼吸和血脉的流动，是有着独立品格的文学生命，而不是从属于某种使命的工具。
肖克凡小说的“个人化记忆”特性，带来了他写作的“非功利性”。在他看来，小说从来不是简单地“说明”什么或者表现什么确定的主题。所谓小说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作品自然生成的意义。他的小说不管是以哪个具体时代为背景，都不以所谓正统姿态发言，既不想为历史证明什么或者否定什么，也不想代表哪个时代去批判什么或者颂扬什么。他只是恪守于自己的个人化体验，努力经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为人们展示一种尽可能真实的社会存在和人生图景。
这种“非功利性”在某种程度上给人造成了游离主流文化形态和中心话语体系的印象，却逼近了小说的本质，同时也就在真正意义上逼近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作为生于天津的作家，肖克凡对“津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同样避开了那种极力与主流叙述协调的文化立场，而是揭开常规社会理性掩盖下的虚伪，在清晰地描绘天津底层平民生存画卷的同时，更深刻地剖析其生存方式的世俗性样貌，最真实地展示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既呈现出他对历史的独到概括，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也使小说人物形象饱满，丰神独具。
肖克凡的小说手法圆熟，调度若定，现实和象征叠加，形下和形上兼顾，情节结构精巧有致，细节刻画纤毫毕现，留白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较少直接作哲理阐发，以情节的提纯与起伏跌宕，使平民传奇有了浓厚的艺术色泽。
“我们顺利通过安全检查。妈妈特别佩服外祖母临场哈哈大笑，说您不愧见过大世面的人。
……
我成了重要人物只好落座，怀里紧紧抱着小包裹。火车呜呜拉响汽笛，开往唐山方向。”
这篇发表在《当代》杂志的短篇小说《特殊任务》，从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场景开始，把读者引进一种精心营造的神秘氛围，一个步步惊心让人提心吊胆的曲折故事。
肖克凡的小说多是平民传奇，他们的生命活力以极其本真的面目赤裸裸地袒露着。或自嘲地笑面生活，或沉默着忍耐生活，看透虚假和艰难，仍不失善意，依靠着人性中原始的坚韧，顽强而乐观地演绎一场场带泪的喜剧，获得艺术的升华。他善于设置悬念，用一个个紧揪人心的疑团，推动情节发展。叙述中他又善于隐藏自己，不露斧凿痕迹。读完全篇，才会发现，几乎每个情节都是下一个情节的伏笔。初读时隐约的触动，豁然明亮。他似乎在与读者较量智力。读他的小说，感觉是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处处是聪慧机智的灵光。在引人入胜的世俗故事后面，是对生存环境的犀利体察，对生活真相的沉重叩问，对社会历史的冷峻思索。在家长里短中穿越沧桑世事，在市井烟火中透露哲理思考，在日常叙事中呈现历史变迁，显示出提炼生活素材和驾驭宏大叙事紧密结合的非凡才能。
读肖克凡的小说，我知道了自己距离真正的小说艺术有多么远。肖克凡小说语言明显打上仅仅属于他的艺术烙印。天津人特有的语言优势与他个人出色的幽默感相得益彰。
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合感；要翻砂，就回家。王八瞪蛋是冲工，大锤震耳是铆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轻轻松松是化验工。
这些来自产业工人的语言火花，让现代工业的钢铁棱角顿时变得柔和，也给肖克凡的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个性色彩。肖克凡的小说语言主要采用天津方言，“津味”盎然。独特的民间俚语作为叙述的最基本话语构成，极为生动地反映出地域的世风民情，“津文化”由此深蕴其中。
肖克凡不是有城府的人。他思维敏捷，多才多艺，伶牙俐齿，妙语连珠。争辩起来，言辞锋利，无可招架。也许正因此，他小说的文字反而力求平淡和隽永。不过在风平浪静、清爽利落的文字下面，却是强烈的情感冲动，以及语言本身的张力。
肖克凡对语言有着高度的颖悟，相信语言是对生活本质的还原。与口头表达的娱乐性不同，他的小说语言力求过滤掉一切杂芜——种种流行的妆饰或是虚张声势的泡沫，最大限度地洗练至透明、近乎冷硬的境地。有时候为了暗示时代对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影响，干脆对人物外在形象不置过多刻画。
肖克凡的小说追求高远，功力甚深。但传统的叙事显然背离了标新立异的时尚，在一个出现跟风的浮华时世，他的小说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坚执，并不因此沮丧。他相信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仅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语言汨汨流动的韵律，就是对心灵的莫大抚慰。他说他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无目的”状态：“写作是一种自律，同时又是一种自由。”这样的写作状态，使他的写作优游裕如，举重若轻。
最近读到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新作《妈妈不告诉我》，集中体现出了他的小说的特点和追求。这部中篇小说的以儿子“我”叙述母亲的人生经，无疑属于表现革命烈士的红色题材作品，然而却以新中国天津市民家庭日常生活为场景，采用构思新颖的现实与历史相互交叉的结构方法，有机地融合“我”自身的成长道路，塑造出当代文学史上比较少见的母亲形象，尤其在特定时代遭遇的命运令人唏嘘。这篇小说中的“我妈妈”没有告诉“我”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它通过旁人的视角叙述，反而愈发强烈地令人感受到田文佐与小树叶那样的革命者，舍身成仁的崇高精神与高尚人格。多年后“我妈妈”为把田文佐的儿子还原为革命烈士遗孤，不惜自毁名节向组织交代“历史问题“，以此提供世间仅存的孤证，意外导致和丈夫的婚姻关系破裂。这就使得这部小说越过私人生活空间，在礼赞文学人物的同时，更为革命者的精神风骨再添庄严。这部小说里的所谓个体回忆，都成为现实与历史的文学结晶。
我可以说《妈妈不告诉我》这部小说，是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极具新意的作品，有评论者认为，这是肖克凡涉足此类题材的标志性小说，具有明显的个性符码意义。
想起罗丹说：艺术家这个词的最广泛含义，是指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愉快的人（《艺术论》）。肖克凡就是这样一个人。
回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圣人即使不以为然，也不能不承认“虽小道必有可观”。尽管一度冠冕堂皇的“时代书记官”、“民众代言人”、“灵魂工程师”云云显然名不符实，但是，客观上，千百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异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最多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计，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就虽然是一个边缘人群，但决不是一个卑微人群。这就间肖克凡“把小说还给小说“的意义所在。
2021，9，16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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