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新史：西方主流教科书错了！》（全两册）突破了长期以来世界文明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说的局限，创造性地运用人类共祖词的概念，对人类文明早期出现的象形文字的原意及其蕴含的时代背景信息进行解读，并从历史地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两个层面，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帕/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中美洲文明、南美安第斯文明这世界六大古文明产生与演化的动态轨迹、自然地理特点及空间政治文化形态，揭示了象形文字文献背后述说的人类文明的真实故事。该书对目前西方主流教科书所介绍的看似无任何争议的观点和内容展开讨论，分析方法独特，许多结论虽然出乎意料，但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判断或可靠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曙光与发展路径带来了新的见解。
前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历史研究几乎被那些讲欧洲语言的学者垄断，当然其他科学研究也大多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著作发蒙启蔽着来自全球的学生和读者，即使按当今标准尺度而论，前者的一部分著作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欧洲中心说的内容。从地理上来说，使用欧洲中心说本身对于现代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对于当今世界的贡献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
然而，当一个土著或原生文化或文明是由那些不扎根于或没有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人来评估或描述时，有时就会产生问题。相比那些本身就是原生文明的一部分或长期生活在孕育原生文明或文化地方的学者来说，生活在从未产生过原生文化（或者主要以引进外来文化为主）的区域的学者，自然而然缺少了解与文明产生有关的地理和环境等手要素，而后者对于该文明的演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当然，这种判断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正确的，拥有较好教育背景和先进研究方法与技能的西方学者在科学研究上往往更具优势。不过，确实有一些讲欧洲语言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曲解了他们不太熟悉的古代文化或文明的早期发展机制。相比西方或者欧洲文明，这些文化或文明至少要早两千年，且与后者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字书写方面存在差异。
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法语和其他很多欧洲语言都是基于若干音标字母横向排列的书写方式。虽然这种书写体系在学习和应用上是高效的，但与古代文明（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中国）运用的、基于象形文字（包括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和汉字等，下同）的书写方式存在根本不同。结果，在尝试解读代表古文化的符号或图形时，许多讲欧洲语言的专家往往习惯性地把这些符号或图形注音进行拼写字母标注，却忽视了这些符号或图形特有的书写格式及其通常所赋予的原本含义和其他具有时代背景的重要信息。他们的做法是由其自身的书写局限以及教育背景决定的。不同形状的拼音字母仅仅代表各自的发音不同，除此以外基本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含义与作用，更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隐含字母发明人对其当时所处文化的政治经济等活动的描述。
我这里不是在批评西方学者过去对古文明研究的任性，但是如果对象形符号的内在含义没有清楚认识，是不可能对基于各种象形文宇文献所描述的世界文明源地的自然地理特点、空间政治文化形态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的。在过去数千年甚至更长的文明演化进程中，语言除大致遵循诸如十里不同音这样的空间差异化模式外，一直随时间的推移而经历频繁的变化（当然部分祖语可能例外），这让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徒劳无功他们不可能对早期的文字资料进行语音上的还原，而且这也无太大实际意义。然而，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用各种象形文字书写的文献资料反映了数千年之前所发生的故事，不仅涵盖了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很可能揭示了早期文明产生与演化的空间形态与动态机制。
遗憾的是，大多数重要的象形文字、符号及其所表达的含义并没有在世界各国（中国可能是一个的例外，尽管还有不足之处）教科书中给予介绍我们现代人过于轻视古人的发明创造了。更为遗憾的是，在现有为数不多的介绍中还包括了一些西方学者无法令人信服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解读。当然，部分错误是由古代书记员的笔误造成的。
作为后代的我们对于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包括及时矫正由于各种原因被误读的内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郭荣星
于北京怀柔，202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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