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政府债务研究_中国人民大学政府债务治理研究中心编_9787522307596

　　在现代社会，政府债务是世界各国政府常用的筹资手段，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两刃剑”，它在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或调控经济运行的同时，也使得政府背上了债务包袱，处理不当会引发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并波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政府债务问题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政府均面临着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均面临着财政风险与经济社会风险的平衡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于2021年成立“政府债务治理研究中心”，中心借助于财政金融学院深厚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学术积累，面向政府债务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与矛盾，凝聚各方力量研究其中的理论逻辑、实践运行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能够利用政府债务资金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政府债务是世界各国政府常用的筹资手段，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两刃剑”，它在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或调控经济运行的同时，也使得政府背上了债务包袱，处理不当会引发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并波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政府债务问题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政府均面临着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均面临着财政风险与经济社会风险的平衡问题。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政府债务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减税和税基侵蚀等因素，各国税收增长乏力；另一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重创，各国疫情防控、医疗救助等公共卫生支出大幅度增长，经济刺激计划也纷纷出台。财政收入端缩减和支出端的扩张，其结果必然是赤字增加和政府债务扩张。2020年全球整体政府债务是1970年以来债务增速最快的一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平均高达12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63%，未来如何消化庞大的财政赤字、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各国普遍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下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正开启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此征程中，政府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在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给各级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近年来，我国陆续采取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2013-2020年，累计减税降费9.26万亿元。大规模减税降费改革一方面给企业减负，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政府财力水平。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力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问题，不断扩大地方一般性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自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正式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以来，地方债余额迅速上升，截至2021年10月，地方债存量余额约28.7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虽然在法律上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它在资产来源、运行机制、风险传递等问题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理不当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由此，地方债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其风险管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虽然同为政府债务，但比较中国政府债务与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债务，可以发现它们有着明显区别。其一，中国政府债务背后有着庞大的公共资产支持，并且其中体现经济利益的财力性资源占更高比重，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掌握的可支配财力规模较大，资产变现和调配的灵活性较高；其二，地方政府债务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会形成相应的公共资产，这与许多国家将政府债务仅用于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不同；其三，地方政府债务形态及风险传导机制不同，既有规范化程度较高的一般性债券和专项债券，也有较隐蔽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而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国有企业、土地等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它所引发的债务风险扩散途径也具有更强的中国特色。
　　经济现象的解释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不断消化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并试图用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指导实践。这颇有点像宋明理学家所讲的“理一分殊”，就是说天地间有一个理，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经济理论似乎就是这个“理一”，经济实践似乎就是这个“分殊”。但是，事实不断证明，中国大地上发生种种复杂经济现象不完全能够用已有经济理论解释，它需要新的理论指引，作为与国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相紧密联系的政府债务，很难在教科书中得到完整的理论支持，对其运行规律的把握，似乎不得不到了“理殊分殊”时候了。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于2021年成立“政府债务治理研究中心”，中心借助于财政金融学院深厚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学术积累，面向政府债务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与矛盾，凝聚各方力量研究其中的理论逻辑、实践运行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能够利用政府债务资金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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