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鲁班_ 薛勇著_9787545717891_山东红枫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最后的鲁班》为作者的散文集，收入其农村散文、城市散文及文学评论，文笔流畅、隽永，尤其是农村散文，为长期深入生活之作，有最后的鲁班、游走的鼓班等，如实反映了晋北农村生活的某些侧面，是当今散文名篇，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韩石山
　　张继红先生，是我近年来几本书的“掮客”。也不知道，这个词儿用得对也不对，我是想说，我的几本书，都是他在三晋出版社社长任上出版的。再就是，我的书没有那么好，经他这么一吆喝，居然也还说得过去。
　　忽一日，继红先生跟我说，薛勇的《最后的鲁班》一书，他什么都弄好了，即将出版，看我能不能写篇序。对这种事，我向来的态度是，能不写就不写，不能不写的，就痛快答应，甭说二话。见我答应了，他说，薛勇也有这个意思。
　　我一听，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薛勇不是图我对他的作品有怎样高的评价，是念旧，想在他的书上，留下一点我的印记。
　　对坦荡的人，你也得坦荡些。
　　在山西，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地域偏见，我得承认，我是有的。我是晋南人，偏向晋南，自不必说，晋东南占了一个南字，也颇具好感。吕梁、晋中，无所谓好不好，独独对晋北，怎么也敬重不起来。那边人说话，鼻音重，囊囊的，听着就不舒服。虽说我也知道，大同乃山西之重镇，代州自古就是文风兴盛之地。偏见就是偏见，没有道理可言。能说清道理，也就不是偏见了。
　　让我改变这一看法的第一人，是薛勇。
　　本世纪初，有那么几年，我主持《山西文学》的编务，副手之一，是一位叫鲁顺民的青年作家。似乎苍天有眼，偏偏在我这个晋南人身边安插了个晋北人。某日，顺民拿来一篇散文，试探地说，你看看，好着哩。他知道我的德行，若一开口就说好，多半会反感。我是有偏见，还没有到“执”的程度，看了说，不错。文字好，有意境。还说，这么好的文字，先前怎么不见多写。顺民是怎么回答的，已记不清了。想来不外是，这主儿轻易不下笔，若下笔，就没有差的。很快就发了，就是这个集子里，做了书名的这篇。
　　转眼到了2006年，我已年近花甲，要退休了，刊物是公家的，退就退了，本没有可留恋的，毕竟是个人，还是想留下点什么的，于是便举办了一次颁奖活动。意在表彰这些年擢拔起来的新作者。选出的优秀作家里，就有一个是薛勇，商量是跟顺民商量的，想来也是他提出的。获奖作品嘛，仍是那篇《最后的鲁班》。
　　这次写序，拖拖拉拉，将书稿看了一遍。还是原先的感觉，文字好，有意境。只是不会再问谁，这么好的文字，怎么不见多写？在我看来，一个写散文的作家，写这么多，已然不能算少了。
　　他的文字，好在典雅，又能放得开，见才气，也见情趣。在山西，属于我看得上眼的那种。甚至想过，这样的文字，写散文，是可惜了。文字与文体，有种奇妙的关系，并非般配才好，有时相悖，反而会有一种特别的效应。汪曾祺的文笔，更贴近散文，他的小说，好多也像是散文，若说是散文，就平淡无奇了，偏偏都说是小说，就不一样了。还有史铁生，某年有篇东西寄给《上海文学》，编辑看了，都说是散文，可他力主是小说，只好按小说发了，出来竟人人叫绝，这两位，或许只是极端的例子，不是人人都可以这样乖张的。
　　这本书里，写新媳妇磨面的那篇（《磨房驴事》），放到小说里，作为一个情节，再好不过。就是写下雨天，与女同学相随回县城的那篇（《打碎了青花瓷》），从情节到文字，都是绝妙的小说构件。可以用作一场喜剧的起因，也可能用作一场悲剧的收束。搁在散文里，成了主体，就稀松平常了。
　　这个年纪了，说什么都晚了。我只能说，有这样的散文，在山西文坛上，要算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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