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自序
2018年12月，笔者承蒙方旭东教授邀约，获得了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讲座的机会。笔者也曾数度造访上海，然而此番沪上之行却有出乎意料之事仿佛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初次见面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钰翰先生向我提出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拙著《王安石》的计划。据张先生说，多年前他到东京旅行时偶然在旧书店购得拙作，也就是在那时他便萌生了将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念头。《王安石》在日本出版还是1985年的事，33年之后当年耗费无数心力的作品有机会在中国学的道统所在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这是何等的荣幸，以至于笔者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闻张先生本身即是研究宋史的专家，拙著能得到他的肯定，我便再无半点踌躇，唯有欣然领命。
回想起来，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讨论《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硕士论文的主题则是围绕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尤其是其中涉及历史评判的以臣光曰起首的部分）。那段时间里，我花了两年时间钻研多达294卷的《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共20册），之后又转入了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期间，我与王安石邂逅了。但关于本书的选题却并非由我本心自悟，而是如后记所言，乃是应出版社之邀约而得。在那以前，我也只是站在旧法党与道学派的一方，以他们的视角来远观王安石。通过本书的写作，我才得以直面荆公本人，真正聆听他的声音。这在我当时的治学生涯中也是初次之体验。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对王安石体悟之旅的一份记录。
我在原书后记中曾提到，日本的王安石研究是由专攻中国史的学者推动的，而这些研究的主题大都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相关。诚然，论及王安石，其主持的牵涉广泛的改革自然不容忽视，但仅限于此却又错失了荆公丰富多彩的诸般面相。王安石兼通儒释道三家，独自构筑起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其诗文亦为人称道。笔者所愿就是希冀能从整体上勾勒出王安石的全貌，这也是本书所追求的效果。然而临近搁笔之际，笔者方知面对一个如此多姿多彩的人物，自己的笔墨是何其苍白。不过仅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王安石形象而言，笔者倒还颇有几分自信。
本书在日本付梓那年笔者正好45岁，彼时我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道教，但王安石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底。尤其是他创作的带有玄学派诗歌（即Metaphysical poetry，英国17世纪的诗歌流派）韵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诗作，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至今仍是余之心愿。笔者今年恰是杖朝之年（虚岁已经81岁），算是进入了人生后的阶段，或许正适合体悟荆公晚年诗作所反映的他心中的那片风景。南宋的李壁曾为王安石的诗歌作注。近年在日本发现了保存有李壁笺注原貌的朝鲜活字本汉籍，与过去通行的版本相比，朝鲜活字本的内容要多出一倍，堪称解读王安石诗作的伴侣。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书全部影印出版实在是学界的幸事，笔者案头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今时，我不禁回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书在日本出版时的情景。笔者在创作这部王安石评传时尝试了一些崭新的想法，比如以诗证史，将王安石的诗作为传记的资料来使用；还有就是在本书第八章创造的天上的研讨会的形式，借后世实际存在的人物之口，从不同角度自由地评判王安石。上述独具匠心的创造曾令笔者颇为自负。遗憾的是，该书问世时却没有任何来自学界和读者的声音传入笔者的耳中，我也没有看到关于本书的书评。多年以后，网络上倒是出现了一些类似读后感的评价，但留在我记忆中的也只有通俗性读物虽说有趣，但像小说一样的虚构感过于强烈等批评性的意见而已。借此机会，我也想为自己做一番小小的辩护。确实，本书并非针对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通过本书我更期待能向一般读者传达我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本书是一部通俗性读物亦不为过。然而，包括诗歌在内，本书所使用的全部资料皆有所本，无一处是笔者随意捏造。只是因为这些汉文资料的原貌对于日本读者来说过于生涩，笔者才不得不对其稍加润色。即便是那场天上的研讨会，虽非每一段发言都逐字逐句照搬原文，但由于融汇了每一位学者的基本观点，如果说这些言论出自其人之口，亦无半点不自然之处。这一点还是可以通过史料来证明的。
当初到王安石南京故居访古探幽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87年的6月，46岁的笔者受当时供职的大学委派赴上海大学文学院访学。我每周一次前往祝瑞开教授在温州路的府上受教，那是专门为我开设的一对一的中国思想史讲座。闲暇之时，我便依兴致所至各处云游。虽然研修的时间只有短短六个月，但人到中年终于得偿留学中国的夙愿，每天都可收获新知，所遇之人无不温婉亲切，回想起来真如梦境一般。
我本应在拙著出版前造访南京这座王安石所钟爱的南朝古都，但却无此机缘，这次金陵访古也算是在本书出版后的一种弥补吧。因此对我来说，这次预定中的南京之行的亮点莫过于前往坐落于南郊中山门以北的半山园（王安石故居）参观。我边问边行，到达目的地后却得知王安石故居位于海军指挥学院的校园以内。凭借不算流利的中文我说服了年轻的警卫放行，但由于学校面积太大，我还是难以辨明故居所在的位置，于是只好向途中遇到的人求助。那个人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并示意我在此等待后便离开了。随后一位军官气质的人走了进来，并向我提出一系列问题：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是何时到南京的？南京市外事办负责和你联系的人是谁？（笔者当时持有的是上海大学给南京市外事办出具的介绍信）诸如此类。后我被遗憾地告知这次不能参观王安石故居，如果以后还想来的话则需正式办理相关的手续。经过漫长的等待，笔者还是被礼送出校，终于与王安石缘悭一面。王安石故居位于军事重地，未能如愿造访是我的准备不足。而其坟茔所在今日已不可考，以王安石的希世之才竟不知埋骨何处，则实在有些岂有此理。顺带一提，朱熹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的墓地倒是保存完好。也是在研修期间的1987年8月，笔者如愿到朱熹墓前凭吊。福建秀美自然风光环抱的朱熹永眠之地令我感慨万千。关于那次经历，笔者也把它记录到了我的另一部评传《朱子传》（2010年东京平凡社出版）之中。
闲话休提，书归正文。虽然《王安石》在日本出版后谈不上有多大反响，却在2005年由首尔的出版社出版了韩译本（李承妍译）。还有一句闲话，其实《王安石》早的海外译本是1989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汉译本。然而无论是在出版前还是出版后，台湾方面都没有与笔者或者在日本出版本书的集英社联系。换句话说，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盗版书。我之所以得知这一盗版的存在，还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地旅行期间无意中于书肆购得了一册。及至看到书的版权页所印版权所有·请勿翻印的字样，笔者唯有哑然失笑。
此次担任拙稿翻译的是与笔者同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李若愚先生。我事后才获悉他与担任本书编辑的张钰翰先生竟然是大学时代的同窗。2018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四川大学开办讲座，那也是我和李若愚邂逅的契机。循例我在讲座之后要与四川大学的师生到火锅店聚餐，李先生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与我们一起大快朵颐。席间我才知道他专攻日本近代政治史，并且也有来日本留学的经历。
大约半个月以前，我收到了张编辑寄来的译稿。集中拜读之后，我发现原作中日语的精微之处都被精准而富于文采的汉语所替代，李若愚先生高超的日语解读能力令我心生赞叹。如前文所说，原作设定的读者群是日本的一般读者，所以也就没有标注所用史料的来源。译者竟能准确地将其一一检索出来，并在译本中标注出处，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本书在学术层面的可信度。笔者当年的一些粗疏之处也得到了译者的修正。通过外语阅读自己的著作又有一种阅读他人文字的新鲜感，这大半要归功于译者。
今年是王安石的千年华诞。拙著能有机缘在此难得之时节出版，实为一大幸事。对于拙著能否被中国的读者接受，如果我说没有丝毫的不安，那大概是一句假话。但是，有缘与本书的编辑者和翻译者相遇，能让我笔下的《王安石》重归故里，老夫已然足慰平生。想到这里，我便不会像当年的王安石一样因担忧自己不被世人所理解而难以释怀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日本神户三浦国雄谨识
三浦国雄 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学会顾问，并曾担任日本道教学会会长。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深造，专攻中国哲学史。先后任教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北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和四川大学。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与宗教，以及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等。
译者简介
李若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成城大学客座研究员、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史、中日关系史及日本政治与外交。
张 博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曾留学金泽大学中文系，并担任法政大学、皇学馆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比较文学及翻译学。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