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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史研究丛稿 
定 价：58 元 丛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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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史研究丛稿》包括18篇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收入四篇论文，是对唐代文学史上一些较为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组收入十篇文章，是关于高适、芩参、杜甫等盛唐诗人和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的考证；第三组收入四篇论文，是对有关唐代科举制和铨选制的某些问题的探讨。
自序
这本《唐代文史研究丛稿》共收入笔者先后发表的唐代文史研究论文十八篇，依其内容分成三组，第一组收论文四篇，是对唐代文学史上一些较为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律诗定型于何时与何人之手的考察，又如联系唐代制度对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关系的研究，还有关于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的探索，以及关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是推进文体革新的直接动力的论述，等等。第二组收论文十篇，是关于高适、岑参、储光羲、杜甫、萧颖士、李华等盛唐诗人和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其中有一些论文，是针对这些作家生平事迹研究中存在的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还有最后一篇，以三篇王维生平的考证文章为例，归纳、总结出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四种错误，以供研究者借鉴。第三组收论文四篇，是对有关唐代科举制与铨选制的某些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一篇据梁玙墓志所载，将进士科试杂文用一诗一赋的时间，往前推进了48年，并进而对唐诗繁荣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论述；第二篇在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作了进一步的全面研究，提出了若干自己的看法。第三、四篇就《登科记考》所称博学宏词制科与“拔萃科”进行辨析，指出其论述中存在的错误。这些论文最早的发表于1963年8月，最晚的发表于2012年5月，相距49年，从中或可见出笔者在文史研究领域跋涉的历程。 本书的出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关怀的结果。首先是院领导有为本院的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各出版一本论文集的决定，由于笔者忝为荣誉学部委员，因而得以领受这种关怀。于是承担论文集出版任务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笔者联系，提出了对论文集编集的具体要求：一是专题性，二是字数控制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字。遵照上述要求，笔者确定：一是专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二是以前的论文集《王维新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维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的论文，本书一般不收，具体说来，就是除《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一文（曾作为附录收入《王维新论》）外，其余两个集子中的论文，本书一律不收；三是不是所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本书都收，而是从这些论文中，挑选部分自认为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收入书中。 收入本书的论文，一般都保留历史原貌，不作改动（仅个别论文略作修改）。如《岑嘉州系年商榷》一文发表于1963年，其中有些说法，与经笔者修订的《岑参集校注》附录《岑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说法已不一样，反映了笔者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变化，这次收入书中，即不作改动。 本书收入的论文，大抵都能出以己见，而非人云亦云之作。但书中的论文，毕竟多数是旧作，肯定会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的，诚恳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2012年7月于北京西三旗寓所
陈铁民，1938年4月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现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序
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 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 试论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 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 高适何时入河西幕 高适系年考补 岑嘉州系年商榷 《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岑参事迹考》求疵 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 也谈储光羲的卒年 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 萧颖士系年考证 李华事迹考 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 梁玙墓志与进士科试杂文 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唐代无所谓博学宏词制科辨 《登科记考》之四种“拔萃科”辨
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一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一个标志参见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说到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研究者每好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即据此认为，盛唐时文人入幕已蔚为风气，这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长足发展。而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戴文”）则指出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胡氏的说法“有相当多的问题”，首先，所谓“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的大致情况；其次，盛唐文人入节镇幕府者并非“比比而是”，文人入幕府的盛况只是在中晚唐时才出现。确实，开元、天宝时仅于边地置节度、经略使，凡有十镇；安史乱后则在内地遍设节度、观察使，新增置的节镇达四十多个，所以文人入幕之盛，开元、天宝时无法同中晚唐时相比，胡氏的概括欠严密。但是，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都在边地，前者与边塞诗的创作无多大关系，后者则与边塞诗的创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边幕的情况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戴文”和戴伟华嗣后出版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戴书”）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作了一番学界过去未曾作过的这种考察，这自然很有意义。通过这种考察，“戴文”得出如下结论：学界那种盛唐文人入边幕蔚为风气的说法“大有偏颇之处”；“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真正是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戴书”也说：盛唐“入幕文士极少，高适、岑参入幕纯属个别现象，他们的创作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人行为”（第166页）。如果实情确如作者所说，则高、岑的边塞诗创作似乎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现象；而且只能说高、岑的入边幕与其边塞诗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而很难说文人入边幕任职同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多少关系了（“戴文”承认文人入边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对于盛唐边塞诗的研究并非无关紧要，所以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戴文”得出上述结论，是以自己的考证为依据的。“戴文”说，“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约四十年间”，可考出的入幕“文士”仅有朔方四人（郭虚己、牛仙客、萧直、杜鸿渐）、陇右二人（哥舒翰、严武）、河西十一人（薛仅、牛仙客、郭虚己、王维、许远、高适、吕、萧昕、严武、李华、杨炎）、安西四人（岑参、李栖筠、萧沼、张谓）、河东二人（王翰、孙逖）、幽州二人（樊衡、徐浩）、剑南三人（杨仲昌、蔡希周、许远），合计共七镇二十八人次开元、天宝时的节镇共有十个，尚有北庭、平卢、岭南三镇“戴文”未作考证。。其中郭虚己、牛仙客、严武、许远四人两度入幕，哥舒翰、牛仙客、郭虚己三人“显为武夫”郭虚己历任侍御史、左庶子、御史中丞、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皆为文官，不知“戴文”为何称其为“武夫”？参见《元和姓纂四校记》卷一○，《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二、二一、二二。，李华一人本系误考李华所说“哥舒表华，掌记辕门”，盖指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受命守潼关后，辟李华为幕府掌书记，其事与河西镇无涉。参见拙作《李华事迹考》，《文献》1990年第4期。，若都加以删除，实际就只剩二十人了，确乎“屈指可数”。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统计数字，距离当时的实际究竟有多远？是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戴文”所定“文士”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进士及第者，二是有诗文留存者，两条中只要有一条符合，即可列入“文士”范围。在这两条标准中，应该说第一条是相当严的。例如，唐时的明经科和制科，均需试时务策，其及第者中，岂能没有能为文堪称为“文士”的人？又，习进士业而应试落第者，难道都算不得真正的“文士”？还有大量凭门荫入仕的人，难道都是没有文才的武夫？所以，我们如果将“文士”的标准适当放宽，入围的“文士”肯定会大为增加。不过，既然“戴文”已定下这样的标准，我们也就姑且依此标准来讨论问题。上述“戴文”已考出的入幕“文士”，绝大多数符合所定的标准，但其中也有两人例外，一是朔方镇萧直，明经及第，二是河西镇薛仅，制举“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登第，两人均无诗文留存。下面，拟谨依“戴文”所定的标准（不收例外），考证一下开元、天宝时（自开元元年至天宝十四载，共四十三年）入边幕任职的“文士”是否真像“戴文”所说的那么少。“戴文”共考察了七个镇，为省篇幅，本文只想对其中的幽州、朔方、河西、安西四镇作考证，至于其余各镇的情形，读者自能举一反三。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即“戴文”所考的入幕文士，是指文职僚佐，笔者这里则指所有在边幕任职的文士，包括府主。像曾任节度使的崔日用、苏颋、张说等人（见下），既是文士，又有边塞诗传留，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的繁荣与文人入幕的关系，不宜撇下他们。 幽州（天宝元年更名范阳）：“戴文”只考出二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八人。 张说，开元六年至七年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说制举登第，有诗文集三十卷传世。 王晙，开元八年为幽州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四）。睃明经及第。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九九）、文五篇（《全唐文》卷二九八）。 张嘉贞，开元十四年为定州刺史、北平军（幽州节度使所统九军之一）使（两《唐书》本传）。嘉贞五经举及第。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一一）、文八篇（《全唐文》卷二九九）。 李适之，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为幽州节度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四篇（《全唐文》卷三○四）。 裴宽，天宝初为范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宽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旧唐书》本传称其“以文词进”。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二七八）。 颜杲卿，天宝末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营田、支度判官，摄常山太守（颜真卿《颜元孙神道碑》、《新唐书?颜杲卿传》）。杲卿为真卿从兄，以门荫授官，开元中曾赴选，以书判超等为吏部侍郎席豫所赏识（《新唐书》本传）。今存文一篇（《唐文拾遗》卷一九）。 畅璀，《旧唐书》本传：“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按，据《新唐书?方镇表》，开元二十七年“幽州节度使增领河北海运使”，时安禄山盖以范阳节度使兼领河北海运使，璀即其幕府中掌协助处理海运事务的僚佐。璀为诗人畅当之父。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九四）。 李史鱼，梁肃《李史鱼墓志铭》：“上方锐意武功，宠厚边将，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全唐文》卷五二○）史鱼开元二十一年制举多才科登第（《登科记考》卷八）。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圣武○○一）。 朔方：“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十三人。 赵彦昭，开元元年为朔方道大总管（《通鉴》卷二一○），苏颋、张说皆有诗送其“赴朔方军”。彦昭进士及第（《新唐书》本传）。今存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 徐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卷二作“琇”），颜真卿《徐秀神道碑》：“幼而聪悟，笃学能属文。……调补幽都县尉，充相国、尚书赵彦昭朔方节度判官。”秀长安二年进士及第（《登科记考》卷四）。无诗文留存。 王晙，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其余见前。 吕延祚，《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九月：“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事又见《全唐文》卷二一玄宗《授薛讷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吕延祚杜宾客副总管制》。延祚善文，有《进集注文选表》（《全唐文》卷三○○）传世。 张说，开元十年为朔方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二）。其余见前。 李祎，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祎封信安郡王。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六）、文一篇（《全唐文》卷一○○）。 萧嵩，开元十五年为朔方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嵩开元初尝官中书舍人（掌草诏，见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八）、文三篇（《全唐文》卷二七九）。 寇洋，《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三六贺兰弼《寇洋墓志铭》：“寻转泾州司马，累充朔方军节度判官，元帅户部尚书王晙、兵部尚书萧嵩悉以金革之事咨于幕下。”洋连应制科材称栋梁、拔萃出类及县令举，皆登第（见《寇洋志》）。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五○）。 陈九言，《全唐文》卷三○八孙逖《授陈九言起居舍人刘贶起居郎制》：“朝议郎守太子舍人摄殿中侍御史、朔方节度判官陈九言……可行起居舍人，散官如故。”九言开元二十九年官右司员外郎时，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由著名书法家张旭书写，刻于石（今存），其任朔方节度判官，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孙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掌草诏之中书舍人（《旧唐书》本传），其所撰制书最早只能作于开元二十四年。。 王忠嗣（初名训），自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五载为朔方节度使（《旧唐书》本传）。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七七四，署名“王训”）、文一篇（《全唐文》卷三六三）。 厍狄履温，《全唐文》卷三○五厍狄履温《让起复表》：“伏奉恩敕，授臣驾部员外郎，充朔方军判官。”寇坦有《同张少府和厍狄员外夏晚初霁南省寓直兼充节度判官之作》（《全唐诗》卷一二○），厍狄员外即厍狄履温，有诗一首（《全唐诗》卷一二○）、文二篇传世。 李，《通鉴》天宝十载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知留后事。”曾知天宝九载贡举。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七二）。 郭子仪，天宝中至天宝末，历任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均隶属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十二篇（《全唐文》卷三三二）。 河西：“戴文”只考出十人李华一人已删除。，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九人。 杨敬述，开元四年至九年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刺史考》《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三九）。今存《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一首（《全唐诗》卷八○）。 张敬忠，开元十一年为河西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以《边词》诗知名。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七五）、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七七）。 萧嵩，开元十五至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旧唐书?玄宗纪》、《通鉴》卷二一三）。其余见前。 裴宽，《旧唐书》本传：“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其余见前。 崔希逸，开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八）。今存诗二首（《全唐诗续拾》卷二一一）、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 皇甫惟明，天宝五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五）。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七）。 王忠嗣，开元中河西节度使萧嵩引为兵马使，天宝五载至六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其余见前。 哥舒翰，天宝初事河西节度使王倕，天宝五载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十二载至十四载任河西、陇西节度使（《旧唐书》本传、《通鉴》卷二一六、二一七）。其余见“戴文”。 裴冕，《旧唐书》本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三七八）。 安西：“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七人。 张嵩（一作孝嵩），《新唐书?郭虔瓘传》：“陕王为安西都护，诏虔瓘为副。……久之，卒军中。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孝嵩伟姿貌，及进士第，而慷慨好兵。”“孝嵩”《旧唐书?郭虔瓘传》作“嵩”，其官安西副都护在开元七年至十二年（《唐刺史考》卷四六）。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二八）。 赵颐贞，《新唐书?赵冬曦传》：“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第。……颐贞安西都护。”颐贞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为安西副大都护（《通鉴》卷二一三）。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九六）。 章仇兼琼，张九龄《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敕碛西支度、营田等使兼知长行事、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全唐文》二八七）碛西即安西，见《唐会要》卷七八。孙逖《授章仇兼琼主客员外郎制》：“敕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顷逾沙碛，能正纠绳……可尚书主客员外郎。”（《全唐文》卷三○八）此制书作于开元二十四五年孙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中书舍人（掌草诏）。，其时兼琼盖自碛西支度等使入为主客员外郎，故制书中有“顷逾沙碛”等语。开元二十七年，兼琼自主客员外郎出为益州司马，寻迁剑南节度使（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六）。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四○五）。 许远，《旧唐书》本传：“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盖兼琼为碛西支度使时，尝引许远为支度判官。其余见“戴文”。 独孤峻，《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幕中夫蒙灵詧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六载为安西节度使，见《唐方镇年表》卷八。，有“判官刘眺、独孤峻”。峻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刘单，《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天宝六载安西节度副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九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天宝十载，岑参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高开府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通鉴》天宝十载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品）。”，则刘单尝于天宝六载至十载在安西幕府中任职。单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为状元（《登科记考》卷九）。 封常清，天宝六载十二月，为安西节度判官，天宝十一载，为安西节度使，天宝十三载，又兼任北庭节度使（《旧唐书》本传）。常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以上考出的入幕任职的文士，其数量虽已大大超过“戴文”所考，但绝不敢说根据现存资料，凡可考者笔者都已考出了。至于受现存资料的限制无法考出的入幕文士，应该说还有不少。“戴文”也承认这一点，说限于现存材料，自己考出的七镇28人，“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在这里应特别补充一点，即安史之乱的破坏，造成了作家作品和官府文书的大量丧失。如王维的作品，“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旧唐书?王维传》）；常衮《卢正己墓志铭》说：“自胡马入洛，三川大残……中台文书，尽成灰烬。”（《全唐文》卷四二○）安史之乱是在人们正陶醉于承平时突然发生的，人们来不及做任何应变的准备，叛乱的这种突发性增大了它的破坏性，所以现存的初盛唐资料明显少于中晚唐资料，开元、天宝时的许多入幕文士也就无从考出了。根据上述情况，加上“文士标准参照进士及第和作品留存尚有其局限”（“戴文”），所以应该说“戴文”所考出的28人，距离当时的实际是相当遥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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