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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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赵老师，先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白居易到底是不是山西人？
赵瑜：这个问题有意思。白居易在自己的简介里常说自己是太原人，实际上，事情相当遥远。他的祖先要追溯到秦国功臣白起，就是长平之战坑杀赵卒的白起。对于这场战争，山西人并不陌生，长平之战秦赵争夺上党，战争就发生在长治高平交界处。秦统一全国后，白起儿子白仲的封地确实是太原，但传到他们这一支，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这一支族人到过许多地方，比如河南、陕北。白居易他们家是文官家庭，敦儒书香之家。在曾祖父之前就从太原离开了，几代人都在山西以外做官，没有上过五品，父亲官阶最高做到了襄州别驾。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在徐州符离长大。他们家还在陕西渭南买过地，白居易为母丁忧就在那里。所以，现在渭南人说他是渭南人。他又出生于新郑，新郑人说他是新郑人，也不是没有道理。
白居易一生从没有来过太原。为什么他说自己是太原人呢？一来祖上源出白起、白仲，二来他在唐朝为官，而太原是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唐朝把太原定为北都，唐人重视北方渊源，以此籍贯自称，有与当朝皇帝成为老乡的荣耀。相同的事例很多，还有刘禹锡、李商隐等人，也将自己祖上与皇族攀附，可又查无实据。身为唐臣，总有些可以理解的想法吧。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柳宗元。史书列为河东郡望，山西人。但祖上早已族迁吴越。韩愈写柳墓志铭，也说明柳父仍在江南做官。他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集团，正是南人集团。革新失败，宪宗力贬八司马，柳宗元一生没有回朝，他毕生坚不认错，为表心迹，晚年在作品中干脆自认吴人。直到清代文章，还把他列为吴人。柳宗元祖上实为西周柳下惠，河东三大姓氏之一。但他生于西安，长在江南，始终没有来过山西。他不把李皇认老乡，是晋人却不会错。
学界对白居易的故乡还有说法，认为他属于胡人一族，白姓就是由龟兹胡人所改。陈寅恪先生持这个看法，同样查无实据。
记者：您为什么愿意接受撰写《白居易传》这项工作？毕竟您更喜欢或者愿意自己去发现纪实题材，比如《寻找巴金的黛莉》《马家军调查》。
赵瑜：我们这一代作家，最熟知革命文艺，乃至苏俄文学，却没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文革”造成的。写作这么久，完全靠自己东拉西扯地学习，生吞活剥，对古典文化的了解浮皮潦草，缺失了古典文化的训练和修养，几近无根之木。与三十年代学贯中西的作家相比，更是汗颜。因而看待现实问题也会缺少历史眼光。写到一定程度，很需要补课，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国文化达到了高峰，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学下来，必有收获。看待“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能简单盲目，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或肯定。写作白居易的过程，更感到如此，就算给自己充电。对历史，对传统文化，对古典文学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引写作，是大有益处的。
记者：通过对白居易的挖掘，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瑜：过去，对文豪诗杰的评价往往比较简单，注意力集中于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就说白居易吧，总是说他的现实主义斗争性和人民性，唐宪宗元和年间，他和韩愈、柳宗元、李绅、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即“诗到元和体变新”，开宗立派，好像都是个人、个性原因形成的。广为流传的《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针砭时弊，敢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批评“君王从此不早朝”，一系列的讽谕诗篇，造成了白诗在中国文学当中的独特地位，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至今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才华和胆略，其个性色彩异常鲜明。但我在对他一生事迹的梳理中发现，造成这种文化现象，个人因素是有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唐代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才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作品和诗人，才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篇，杜甫又深重地影响了白居易。白居易又影响了晚唐的皮日休乃至宋代的苏东坡。唐代思想文化的自信与开放，允许他们发挥，文字狱最少。唐朝整个知识群体乃至全社会都有发言权，大人物和小百姓，都敢于以诗言志讲真话，好作品层出不穷，诗歌成就至今无法超越，对于外来文化也能接受，并融为己有，是真正的海纳百川。
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造成这样的现象？
赵瑜：是啊，到底是什么制度，让他们，让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们能够没有顾忌地创作发言？是顶层设计中的言官制度，也叫谏官制度、词官制度。唐朝将近三百年，极少增加官位，从学习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开始，涉吏官阶和部门，只增加了两个官位，这两个官位叫什么呢？后来，有个词叫“拾遗补阙”，这并不是现在咱们讲的文史补漏工作，而是两种官名，拾遗有左拾遗右拾遗，补阙有左补阙右补阙，隶属于中书省或门下省，此官唐初即有安排，到武则天正式成型。皇家赋予他们职责，就是要对朝纲提意见，只有做到这样了，才认为你是忠诚于国家。拾遗、补阙的官阶并不高，只是七品八品，就怕你官阶一高，舍不得讲真话。八品官，却在朝中列为近臣，直接参加早朝，上街遇到御史，不须回避。唐帝国有陈子昂、王维、杜甫、元稹、白居易、杜牧、岑参、韦庄、柳公权、张九龄等近百位文豪，做过这两种官。杜甫毕生以做过左拾遗为巨大光荣，也是他人生最欢乐的一段时光。正是这个制度才是诞生讽谕诗歌及言论自由的保障，要振兴大唐就得重视言官，同时明确规定，宰相的旧属和儿子，不得担任这两种官，就怕你护短说假话。白居易写出的那么多诗歌，新乐府、歌行体、讽喻诗，从理论上强调“美刺比兴”即美善刺恶，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经常对朝廷发表批评言论，都与言官制度密切相关。高层言官“美刺现事”的风尚，又很好地影响了文坛和全社会。
在唐朝，并非进士及第就可以做官，这只能证明你是学霸，还要经过吏部的铨试，考试合格才可以得到官职，其中一门考项叫作“直言极谏科”，是常设科考重头戏。你听听这名称，直言极谏，毫无保留啊。白居易应吏部之试，撰《策林》75篇，规劝君王“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要皇王“以理自修，以法自理”，甚至在第21篇中，敢于说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这样的狠话，都是公开的。宪宗认为考得很好，批准为第四名。如果没有制度保障，谁也不敢呀。这是他的治世思想，也就是政治主张，我们经常注重他的诗，而忽略了他的政治思想。他早就提出了采诗政策，并建议专门设置采诗官，也就是取得朝野精华来变革朝政。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为官使命，是说文学更应该关注现实，并要向君王谏言。唐朝许多成功诗杰，都是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不论是政治主张还是文学主张，在白居易身上是统一的，举例说《卖炭翁》，皇宫里的采办制度有问题，“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大家理解似乎是诗人叹惜现实的无情，实际上，白居易批的是“宫市”制度，他指出皇家绝对权力，导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宫市”制度对百姓不公平，是恶政。这不是诗人发出的什么异常声音，而是在呼吁要将之纳入国家治理和改革。
白居易名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在唐朝社会里，这正是主旋律，是主流声音，不是异响。
记者：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神人白居易：我只用一半功力，就把日本折服了》，写到白居易用一支笔，就征服了整个日本，在日本，他简直就是诗神，日本作家没有不读白居易的，这是真的吗？
赵瑜：是真的。日本推崇白居易，他的许多诗篇在日本家喻户晓，诗好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有一个客观原因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白居易一生创作不断，他是一个活着时就广有大名的诗人，白诗流传下来很多，一是民间大有市场，士人拿白居易新诗可以当钱用，妓女争价，说我会唱《长恨歌》，理应高酬。驿站亭台到处刻有白诗，一个粉丝记性不好，满身刺青刻白诗，光着膀子炫耀。二者跟他特别注重编集子有关，几十年间，他前后主持编成五部诗集，存之庙宇，三千多首，唐代第一。他去世时是公元846年，75岁。在此之前，也是日本派出遣唐使来朝的最后时光，日本派来的第十二批、第十三批遣唐使，还有好几批留学生，把白居易的很多集子带回了日本，有的集子，包括他的书法，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但在日本、韩国还有收藏。到白居易去世之后，晚唐社会动乱以及日本内部财政吃紧，没有再派遣唐使来中国了，而李白、杜甫的诗集很晚才结集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生逢其时，李白、杜甫的创作高峰期正是安史之乱，他们颠沛流离，无法安宁，诗歌失散甚多，也没有机会编集子。白居易处于战后，相对稳定，到处流传他的作品，又有集子，正好遣唐使来朝，这几个原因造成了白居易用一支笔征服日本的现象。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韩国有人以重金买到白诗，带回去献给皇帝，谋取了高官，以白诗投其所好，近乎贿赂。大唐堪称中华民族最骄傲的时期，日本平安时代，有一本著名诗选，叫《千载佳句》，收录中日诗人佳诗1100首，白居易一人独占535首，令人惊叹。白居易研究在日本早已进入专业化。可惜，文化输出完毕，几百年之后，日本经过革新强盛起来，我们衰败了。
此外，有英国亚瑟·韦利等汉学家，早在民国年间就大量翻译白诗，并写出专著《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 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西方国家介绍中国诗人的第一部传记， 就是白居易。目前， 以英语为主翻译白居易作品的译本，多达189种，各国图书馆都有白诗，可达1800多家。真正显示了中华诗歌超越时空的力量。
记者：白居易一生中有红颜知己吗？
赵瑜：当然有。他那首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养的两个家伎，其实曾有更多，还对她们宠爱有加。这就要说到唐朝的婚姻制度，大唐的制度很合理，一夫一妻制，但是，大家都可以纳妾蓄伎。柳宗元正妻去世后，有好几位女性陪他生活多年，且生儿育女，这不是毛病。唐时，歌伎院是官办的，很开放，有西域新潮音乐，众多歌伎翩翩起舞，在大唐，歌舞娱伎不是缺点，不是生活作风问题，歌伎也不是今天的妓女，光知道卖肉。白居易一辈子婚娶杨氏而始终，而樊素和小蛮则是人性的补充。要说他的最爱，要数他年少生活在符离时的一个美丽村姑，名叫湘灵，他们恋爱8年，白居易一生写了几十首诗给她，有《寄湘灵》等等，可惜门不当户不对，他们不可能成眷属，这让白居易怀念了一辈子。湘灵送他一双绣花鞋，他始终带在身边，贬官江州还带着。白居易一生重情，重友情，重爱情，写了大量的同情女性的诗。如《上阳白发人》，他同情宫女，倡导人性，希望改善内宫政策，分批释放宫女，曾有一批释放了900多，将近1000人。
记者：白居易一生有什么有趣的事吗？或者诗歌的诞生与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关系？
赵瑜：白居易打小学习条件不好，考取进士之前，父亲去世，俸禄终结，家庭负担很重，加上战乱，流离了很多地方，他曾经背着长兄交给他的一袋粮食，步行千里，从浮梁背到北方，交给母亲。使他充分地体察了中下层社会的苦难。后来在符离有一段安稳日子，刻苦学习。但他参加基层考试还要跑到宣州，他有个长兄在浮梁任县簿，叔叔在宣州做官，他是以宣州“学籍”的贡生，被举荐参加长安考试的。这又要说到唐朝广招才学的制度，一个州郡，你举荐的学子总是考不上，比如三年荒疏，朝廷这就会怀疑你的公正性，科考舞弊，罪名极重。所以推荐时一定挑最好的，才能确保考得上。从而维系人才辈出的局面。像“文革”中，十年封闭高考，或以白卷为荣，可谓史无前例的荒唐。
白居易到长安，大家都传“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掌故，这话确实是前辈顾况所说，但说这话时，白居易才十几岁，并没有去过长安，实是顾况被贬南方，见到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转而赞叹 “得道个语，居亦易矣”。夸他有这样的诗才，到长安就不用发愁生存了，而不是后来传的，少年白居易在长安拜见顾况所发生。白居易在宣州，发现李白墓冢就在当涂，他找到了，感叹已经凋零，就写下了“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只因李白去世十年，杜甫去世两年后，白居易才出生的，也就是772年。
唐朝的时候做官不搞终身制，任期3年，还得再考，或等待重新安排。就是前面提到的，白居易先考中进士，再考上校书郎，三年期满，参加吏部考试，在考试准备中，《策林》等治国篇章诞生了，这一次考上，才能到陕西周至县做个县尉，是个副职。大县一正两副，小县一正一副，不像我们现在设有几大班子，副县一度多达近十位。白居易做县尉时，看到政策和民众并不和谐，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还有《宿紫阁山北村》，他看到神策军，也就是皇家警卫，采伐建筑材料蛮横地砍了老百姓的树，这些树，老百姓养了三十年，是留做大用的，却被宦官统领的“采造家”无偿砍伐，“暴卒”横行乡里，百姓避祸无言，都是政策有误。他在反思自上而下的关系，写出他看到的事情。这时有两个周至县的钢丝朋友，是进士而无官，一个叫王质夫，一个叫陈鸿，这两人撺掇他写出了伟大的《长恨歌》。安史之乱能怨女人吗？他们同情杨玉环，他们说，只有你老白能写好，别人不行，白居易禁不住忽悠，在一个寺庙里，奋笔表达了战后反思的真情实感，县尉任职未满，这首警策朝政的大诗传到了长安，朝野争相传诵，歌女放声演唱，却没有遭到朝廷的批评，唐宪宗不但没有因为白居易谴责了自己的爷爷而有责怪他，还问，这是不是去年参加考试的白居易？身边人说是，好了，提拔，白居易就在县尉任期不满时，被召回朝中光荣担任左拾遗，还是翰林学士，也就是刚才说的言官，就近行走于皇室，这一来让你骂个够。不久，七品言官白居易，因为平乱扫藩之事，竟然和皇帝当堂争吵起来。皇帝受不了，向宰相李绛埋怨，说白居易这小子不给我面子，李绛劝帝：这正好说明了白居易的忠诚！皇帝释然。左拾遗的职责就是直言极谏，唐皇虽然“渴闻谠言”，但忠言逆耳，有时也会受不了，以致喜怒无常，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势力也会展开攻击，但有制度和无制度大不一样，制度之内进言毕竟不算犯罪，是制度保全了年轻的大才子。
我们写白居易，写历史，也是为今天着想，才有启示意义。通过对唐朝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今天制度上的缺陷。由于制度使然，言官才可以尽情地提建议，但你不是言官时，可以继续写诗，正式提建议就要小心。后来，白居易得到提升，离开拾遗岗位，丁忧以后做了太子赞善，置身东宫辅教。这时，主战派武元衡宰相被藩镇刺客砍了，裴度被刺幸存，白居易一冲动，急急上奏建言严惩凶手，而太子宫中官，不得主动参政议政，也有规矩，这在保守派和憎恶白居易的人， 特别是宦官集团看来，那是不允许的，原先你是谏官，拿你没办法，现在就可以奏你越职言事，妄议朝政，于是白居易被罗织罪名，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这下《琵琶行》问世了。至此， 牢骚还是可以发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后来，量移忠州刺史。直至宪宗被害， 穆宗登基，召回离京六年的诗人。学界一向认为， 白居易前半生奋勇直言兼济天下， 后半生知足保和独善其身， 表相的确如此，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制度的因素， 身不任拾遗臣职， 失去了诤言谠谏的可能， 便只有努力做个清廉好官。此后，白居易一路提升，为官二十载，官至太子太傅， 从一品，以刑部尚书致仕，75岁逝于洛阳。墓地祭者无数，洒酒成泥不可行，人们还是怀念他爱讲真话，做真人。但倘若没有制度保障，也早就被杀了。
白居易一生历经多朝，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 去世时已是宣宗。武宗皇帝企盼晚唐中兴，曾要重新起用“直言极谏”的白居易任宰相，因年事已高， 任用了白居易的侄子白敏中为相。白居易在洛阳辞世，宣宗帝亲自写诗悼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御笔追悼诗人，史所罕有，也只在唐朝见此独例。
宋朝往后，限制言论的文字狱越来越严酷，苏轼因诗案被贬黄冈，险些丢了性命。这时他尤其追念白居易，因而效法白居易曾在忠州东坡植树之举，咏念白居易“东坡种树”诗，在黄冈小城东门外也开了一片荒坡， 种花植树，取号东坡居士，此名留传后世，比实名还响亮。苏东坡一生崇敬白居易，纵笔为文敢直言，执政为官办实事。及至元明，禁言更甚，待到晚清，啥也不让说，直言者动不动杀头，连影射也不能活， 也就彻底衰败了。凡失败君王， 都制造了一个禁止讲真话的时代。只有提倡和保障讲真话，并形成制度，才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国家强盛的前提条件。
记者：您用几句话，总结一下白居易吧。
赵瑜：白居易是个真性情的正派人，体现了中唐文豪诗杰的才华和风骨。他爱诗，就像写日记似的写诗，世称“诗魔”。又爱直言纪实，也就留下了唐代生活的真实记录，成为考察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为中国诗歌造就了世界级影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如今面对中国文坛，犹可深思。伟大的白居易既然始终认为自己是太原人，那么今天我们山西人来了解他、读懂他也有重要意义。
（此文为《映像》杂志专访，整理者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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