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共3册）（修订3版）_曹雪芹著_9787506339209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修订3版)(共3册)》所据底本，是现存十一种《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最真切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定本原貌的一种，由徐星署先生1932年在北京隆福寺发现收藏，后遗赠燕京大学图书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与胡适先生1927年发现收藏的甲戌本(残本)堪称双璧，属国宝级文物与文献。今据文学古籍刊行1955年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1993年出版的三种影印本校点排印(并据原件作了重点核对)，同时还收录了底本原件及影印本上的相关资料。

　　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之际，曾有红学专家预言说，《红楼梦》和红学在二十世纪之所以长期受到社会关注，主要是因为领袖和政治的影响所致，到二十一世纪，这种影响不存在了，《红楼梦》和红学的红火日子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好景不再，并质疑“研究一部小说的学问能有多大”?还有人调侃：“红旗”打不了多久了!
　　我曾撰文指出，这种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没有真正懂得和深入“文本”，尤其是不明白红学并不单纯是“一部小说”的学问，而是周汝昌先生所标举的“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果不其然，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没几年，《红楼梦》和红学就显出了新气象，变得更加热火朝天。是“《红楼》红”还是“红学热”?又有专家放言高论，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市场上红学书籍的持续火爆，到央视红学节目让全社会聚精会神，还有互联网“人间红学”的如火如茶……一场经久不衰的全社会对《红楼梦》和红学的关注发生了，其规模与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二十年代的“旧红学”和“新红学”，五十年代的批俞运动，七十年代的“文革”红学，还是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学院红学，从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已经无法望其项背了。红学真正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
　　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思考之处吗?岂一个“炒作”和“虚火”了得?至少，这说明一种社会的变迁，说明社会的体制和机制更松动了，学术更民主了，大众的文化修养提高了，普通百姓有钱有闲了，也有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兴致和条件了，一句话，这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同时，这更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货真价实的国之瑰宝，中华文化的传家宝、无价之宝，本有光彩，自会四壁生辉，脱颖而出。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红学在演变的过程中也会有泡沫，有浪花……
　　说这一大套干什么?是正题的铺垫。正题是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和《草根红学杂俎》的邓遂夫先生，又要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了。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件小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的出版日期是2000年12月，也就是说，这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书其实与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同步。而且，邓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走出象牙之塔》的洋洋四万字长序，其实也是他策划的脂评本校订丛书系列的一篇总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红学的兴盛，这个甲戌校本的“问世传奇”是一只报春燕。记得当时邓先生曾来电话，说南京有红学家提醒他：不要把大众对红学的热情估计得过高，你的甲戌校本一下子印一万册，太冒险了，它不可能畅销的。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红学家的预测是不准确的，迄今为止，甲戌校本已经连续重印了七次。笔者曾为邓先生校订的那本书写过一篇书评：《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其中有这样几段：
　　一个独立的学科得以成立，常是以文献学作为根基的。殷墟甲骨的出土，引出了甲骨学；敦煌卷子的问世，产生了敦煌学。红学，或曰《红楼梦》研究，也不例外。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二十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周汝昌先生所规范的红学四大分支——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其前三支在主体上可以说都是地道的文献学，其中脂批研究又是从《石头记》版本学中衍生出来的。作者家世材料和版本的每一次新发现，无论真伪，都掀起红学讨论的热潮，此乃二十世纪红学之真踪实迹，有目共睹者也。
　　换言之，红学文献学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红学的本体。《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实有赖于文献学研究的实际进展程度。文献学未升堂，哲学关学的文本学断难入室。这可以说是红学的特殊性、个性，甚至可以说是红学得以独立门户而成为专门性“显学”的根据。但有趣的是，这一红学的特点也构成了红学的悖论。由于文献学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性的繁琐枯燥，与《红楼梦》的文本阅读虽然有内里的密切联系，却存在表面上的距离感，以及在文献研究中必然产生的或然性推论的学派纷争，还有《红楼梦》文本内容与时代背景之间错综迷离的交缠，即文本、文献与历史学的复杂叠合(这种历史学与文学的“折叠”构成了红学一个既恼人又引人的学术特色，诸多“索隐派”从清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前仆后继，蔓生不绝，这里面也有其“合理性”与“荒谬性”的交织，需要探讨研究，不是一句“猜笨谜”就能了断的)，等等，这就给一般仅从文艺性着眼“读小说”的读者大众，甚至一般的文艺评论家，造成了理解的墙障，产生某种陌生感和“门外”感，因此时而可闻对红学的非难之声，诸如“把曹雪芹的头发都数出未了”、“《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一类。
　　而红学界内部，偏擅文献学的往往在哲学关学素养方面有所不足，搞文学评论的又大多受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和时风时潮的局限，于中华文化和文艺美学的本源真谛失却黄帝玄珠，这就严重影响了红学文献学研究本身的质量以及进一步向红学文本学的衔接过渡。这种红学界“内”与“外”的隔膜，以及红学界内部没完没了的“缠夹”，是一个亟待“沟通”解决的学术文化课题。
　　由于红学文献学最终要归宿于文学艺术的文本学，它的核心对象是“文采风流第一书”的艺术神品《红楼梦》和“文采风流第一人”的诗人哲学家曹雪芹，这就形成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要使红学文献学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不仅需要科学性的爬梳考证和逻辑推理，而且需要具有思想家素质和艺术的感悟能力，需要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高度有机结合。这是红学文献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不同的地方，也是红学文献学研究中常常引出葛藤纠纷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红学文献学的进展制约着红学文本学，反过来说对文本的艺术感知能力也影响着文献学研究的水平。这在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这三位红学界泰斗的身上就有生动的体现。胡适由于艺术气质较弱，文学感悟能力有限，因此也影响了他文献学研究的质量，如他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认为程乙本是比脂评本更好的文本，都是大谬不然的。而俞平伯和周汝昌由于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和修养，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把握就准确得多，其文献学考证的真理性程度也就比较高。
　　我为什么引这些2001年说过的话呢?因为真理朴素，道理相通。第一，版本，也就是“文本”的基础，要回归文本，必须搞清版本。连曹雪芹写作的真实字句都真真假假，一塌糊涂，还谈什么《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第二，版本的校订，尤其是像《红楼梦》的脂评本这样极为复杂的版本的校订，并不是人人可以作的，要有“下死功夫”、“坐冷板凳”的决心、信心和耐心，还要有多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既要有版本考据的基本知识，还要有发现问题又能不走偏锋的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艺术的灵性和修养，也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高度有机结合”。说老实话，能兼备这样条件的人是不多的，而邓遂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
　　这和邓先生的气质、履历、条件有关。他搞文艺创作出身，有艺术的才分，学历不高，靠多年刻苦自学获得了作科学研究的能力，没有接受所谓正规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训练，却因此少了一些教条八股的影响，他幼年就父母早逝，曾遭遇世道坎坷，能和曹雪芹的心灵有某种程度上的沟通……邓先生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他个人藏书几万册，作学问用自己的书就够了，拥有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南京图书馆藏本复印本的红学家，全国也就三四人而已，他是其中之一……邓先生又是四川人，四川自古多才子，不用说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或者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流沙河、“厚黑教主”李宗吾(邓先生担任李宗吾研究会会长)，就说尚在当今文坛“激扬文字”的“怪才”魏明伦，正引发红学争论的刘心武……全是个头不高的四川人，山川灵秀之气，如是其验乎?
　　说到《石头记》的抄本，甲戌本质量高，但只保存下十六回，是个残缺太多的本子。庚辰本保留了七十八回，但抄写的情况十分复杂，抄写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多如牛毛……所以，庚辰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比起甲戌本来，整理校注的难度要大得多。按说已经行世的标点本《红楼梦》，前八十回(邓先生认为实际只有七十九回，最后两回原本是一回书)以庚辰本作底本校订的也不少，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几种文本，更由于出版社的权威性而影响巨大。但我们如果拿邓先生校注的庚辰本加以对照，不禁会大吃一惊，原来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当然具体的文句是非，邓先生是否就一定正确，要交给历史和社会去检验，但邓先生颇为自得的“货比三家”的说法，还是耐人寻味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本起过它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要不断前进，要追求一个更真更美更接近曹雪芹写作实际的《红楼梦》文本。近年来如周汝昌的《石头记会真》和《周汝昌精校红楼梦》，郑庆山的《脂本汇校石头记》，都是新的成果，邓先生的这一庚辰本校注本，当然是又一项值得瞩目的新贡献。
　　邓先生的庚辰校注本，特别在脂批的鉴别上颇有发明。我在那篇评介甲戌校本的书评中就对邓先生的“脂学”见解颇为佩服，我说：
　　邓先生对脂批的价值认定堪称金玉之论。他在序言中谈脂批与小说文本的“一体性”关系，说《红楼梦》是“一座罕见的文学迷宫”，指出：“脂批的种种特性，乃至脂批这一形态的产生，都与《红楼梦》的独特内容和它的独特表现手法分不开。换言之，脂批正是《红楼梦》的‘独特性’的必然产物。”并直言不讳地说：“有人曾简单化地将脂批与明清小说评点派的文字相提并论，甚至觉得它并不比后者高明。这是很不恰当的。事实上，由于脂批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不仅使它大大地超越了明清评点派而独树一帜，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恐怕也算得上一个特例。”这的确是深有所得的灼见真知。邓先生幽慧孤明，充分认知并彰显脂批的不凡价值，也就是将周先生所标举的“脂学”的意义发扬光大。他还写道：“过去谁都赞叹《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谁都觉得这部巨著气象恢宏，意境深远，奥妙无穷；却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可以通过对脂批的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揭示这部‘奇书’的诸多奥秘——包括作者真相，创作过程，素材来源，时代背景，表现手法，以及透过这些手法所传达的思想艺术内涵，等等。尤其最后两项，即通过脂批去揭示此书的独特表现手法和潜在的思想艺术内涵，我以为是脂评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邓先生标举的“重中之重”的“但书”特别富有启迪性，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表明脂批研究之文献学与文本学的双重意义，红学文献学与红学文本学——乃金乌玉兔，日落月升，珠联璧合，一而二，二而一，可分又不可分，革命家所谓“辩证”，佛家所谓“中道”也。
　　邓先生对庚辰本脂批的校注，提供了更多对脂批的研究实例，也就使他的卓越见解更真切具体地落到了实处，其中让人眼睛一亮的地方确有不少。举两个例子：
　　“紫英豪侠，小小一段，是为金闺间色之文。壬午雨窗”，从这条朱眉批的纪年看，是畸笏在雪芹去世前夕首次评批此书所作。然此批独出，无他本对校，致使原抄“小小一段”四字，或因第二个“小”字系用叠字符号“■”表示，且与“一”字相连，便被过录抄手书写讹变而每滋误会。让历来专家辑录征引时都将“小”的叠字符号与“一”字合看成了“三”，遂成“小三段”；或依俞平伯所辑将前一“小”字亦径改作“文”，便成了“文三段”。校“紫英豪侠小三段”已属费解，校“紫英豪侠文三段”则更有语病(“豪侠文”与紧接之“金闺间色之文”在措辞上犯重不说，仅以“文”字校“小”字并无版本及字迹上的合理依据这一点，便分明不妥)。如今释读为“小小一段”，非但与底本(或底本之底本)的书写习惯及字迹相吻合，且从正文内容去对照也一丝不差：此处用小小一段文字去夹写薛蟠计赚宝玉赴其生日聚会，从而让读者一睹“紫英豪侠”。这从结构上说，不正是给前后文所写闺房幽婉文字起了一个间色的作用么?即所谓“要得甜，放点盐”是也。反之，若释读为“紫英豪侠小三段”或“紫英豪侠文三段”，则非但文字不畅，亦且语焉不详，让人不解“三段”何指，“小三段”又为何物。(第二十六回注)
　　“四字闪煞颦儿也!”此批中的“闪”字，当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所释：“闪，抛撇之义。”本书第五回《分骨肉》曲：“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其“闪”字即此义。“闪煞”，语出元白朴《梧桐雨》第三折：“妃子，闪杀寡人也呵!”乃指被极度冷落抛撇之状。故此批所谓“闪煞顰儿”之“四字”，当指正文中的“自觉无味”四字无疑，然因过录抄手对位不准，竟将此批写于该四字之前的“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旁边。这就使得俞辑、陈辑、朱辑皆清一色地标明是针对前一句话的批语。陈辑还特意在“洒了几点泪”的旁边加了五个圈，使之更确切地表明是针对此五字而作。错会批中“闪煞”之意倒也罢了，批语分明写的是“四字闪煞颦儿也”，怎么眼睁睁地就变成了某五字或更多数量的字呢?此亦学者们不作细考而陈陈相因之又一显例。(第二十七回注)
　　邓先生对庚辰本脂批的校注，是在俞平伯、陈庆浩和朱一玄三位校析脂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邓先生不是谦谦君子，而是颇具锋芒之人，在客观评价前辈成绩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不足和问题。邓先生近来标榜“草根红学”，在红学界掀起某些波澜，这当然是邓先生的个人风格，其中是非也不是笔者所能置评。这里就事论事，只着眼于邓先生的学术成果。庚辰本大量的正文字句和脂批之校订、辨识和解说，无疑对推动红学往前发展有大作用。因为这是“从根儿上”正本清源，文本学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文化……都要因此有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同时，由于“红学”的“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性质，其影响就不仅局限于红学本身，正像邓先生在校注中指出的，如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甚至如《辞源》、《辞海》、《古今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文化”，皆要受这项研究成果的影响而需要修订，邓先生还进而引申出抢救地方方言以存古音古韵和古文化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就更让人怵然憬悟研究《红楼梦》这“一部小说的学问能有多大”了。
　　邓先生比笔者年长几岁，从开始红学研究的早晚而言，可以说是同辈人，彼此认识也有二十余年了，不过交往时断时续，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印象中邓先生一直是才华横溢气概轩昂的，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评价：“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加盟红学的“后起之秀”，不少人在发了一阵光后又另辟蹊径别有高就，坚持下来的，邓先生是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邓先生的学术见解我并不是每一点都完全赞同，不过他出了甲戌校本、庚辰校本和其他专著，以成果论，说是“著名红学家”也不算谀词了吧。当然他还会再接再厉，续有所成。可能因为笔者的“同辈人”身份，使邓先生别有怀抱，居然命我给他的庚辰校本写序，我却之不恭，就胡说乱侃几句滥竽充数了。
　　网上早有红迷不断询问，邓遂夫的庚辰校本还没有出来吗?这说明《红楼梦》受欢迎的程度，也说明红学在今天的普及程度。过去只有少数人能掌握的珍稀资料早已大众化，因此普通的红迷其实早已和红学家们站到了基本相同的水平线上，靠垄断资料掌控阵地来充大头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是比思想力，比艺术灵性，比综合素质的时候了。这也是红学文献学和红学文本学在社会普及层面上正在更加密切衔接而水乳交融的表征，“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的界限也更加模糊。红学家们不必有失落感，说到底，我们过去的工作其实不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吗?
　　2005年12月19日于大连箫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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