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史料辑录/白鹤梁题刻研究丛书__9787532598014

　　《白鹤梁题刻史料辑录/白鹤梁题刻研究丛书》在回顾了白鹤梁题刻的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将白鹤梁题刻的历史沿革划分为四个阶段，提出了白鹤梁水文题刻的石鱼标识不早于唐、已消失的“称斗”石刻为唐大顺元年镌刻、大量南宋早期题刻反映了中原人士流入四川地区等观点，指出了原先根据白鹤梁水文题刻推算的历史枯水水位的错误，并分析归纳了白鹤梁题刻的三方面的价值。

　　白鹤梁题刻位于中国重庆市涪陵区城北，乌江汇人长江处上游约1公里的地方。这里的长江中有一道与该段长江河道大致平行的天然石梁，石梁分为东、中、西三段，以中段石梁的石面最为宽阔和平整，适宜于雕刻，因而古人在这段石梁上镌刻了两尾鱼形图案“石鱼”，人们也因此将这道石梁称为“石鱼”；又因传说有修行者在这道石梁上乘坐白鹤升仙，清代以来这道石梁又有了“白鹤梁”之名。名为白鹤梁的石梁位置很低，几乎长年淹没于江中，只有在冬春时节才部分露出江面。唐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长江枯水时水位綫在石梁上的高低变化，有无名氏以平均年份石梁斜面上的最低枯水綫为基准，雕刻石鱼作为标准水位，以后的人们则通过测量当时水位与石鱼的高低距离，用在石鱼附近梁面镑刻文字的办法将水位记录下来。平时隐人江水中的石鱼在枯水年份露出水面的现象，引起了历代文人和游客的注意，他们在白鹤梁的石鱼水标旁刻下了大量的吟咏诗文或游记题名。久而久之，白鹤梁的梁面就满布不同时期的题刻，其中不乏著名文人学士的留题。这些石刻又引起当地民众的兴趣，在枯水时节前往观看白鹤梁水文石刻及石鱼，就成为涪陵当地一项重要的民俗。
　　由于长期遭受江水的冲刷、船只的碰擦及游人的踩踏，白鹤梁上不少题刻已经不存，保留到近代有记录的题刻，有石鱼14组18尾，其他图像雕刻3幅（其中自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綫刻2幅），文字题刻187则约12000字。不过，由于近代以来又有所损坏，现存于世的白鹤梁题刻只有175则，石鱼14组18尾。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最早的一则是唐广德元年（763）前的石鱼及“石鱼”二字，最晚的两则已经到1963年。文字题刻的年代分布包括唐代1则、宋代103则、元代5则、明代20则、清代21则、民国12则、现代3则，年代不详者22则。这些题刻均刻于面向长江主航道的倾斜石面上，以唐代石鱼和清代萧星拱重镑石鱼为中心展开，越靠近这两组石鱼水标，题刻就越密集。各题刻的大小幅面差异很大，大者两米见方，小者幅不盈尺。题刻的主刻者大都为历代涪陵地方官吏、涪陵当地人士、途经或寓居涪陵的官宦和文人，有名可稽者超过300人，其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题刻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石鱼出水的枯水现象和枯水程度，二是就石鱼出水现象与本年或来年农业丰收的关系发表议论和感言，三是观看石鱼者的题名。此外，还有少许其他内容的题刻。这些题刻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764）至清宣统元年（1909）近1200年间60个年份的枯水数据，是长江上游建立现代水文观测站前枯水水文信息的来源，堪称中国古代不可移动的实物水文档案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白鹤梁题刻因位于江心，登临和摹拓不便，外界了解不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较晚。清光绪元年（1875）冬，金石学家、藏书家缪荃孙受时任川东兵备道道员姚觐元之托，对白鹤梁的宋元题刻进行了椎拓。这些拓片经钱保塘、姚觐元、缪荃孙、陆心源等人的整理和刊印，白鹤梁题刻才广为学术界所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60年代初，原重庆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龚廷万等两次调查白鹤梁题刻，除了统计题刻数量和捶打拓片外，还给题刻编号、拍摄照片、测量绘图，并注意到石鱼与古代题刻所示枯水水位的关系，首次发现了白鹤梁题刻的水文价值，为日后长江上游的“水文考古”提供了綫索。20世纪70年代前期，为了给规划中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提供历史水文资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组成枯水调查组，对宜昌到重庆河段的其他历史枯水题记做了调查和研究，其中自鹤梁题刻是其核心和重点。其调研成果《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及简报，刊布了以白鹤梁枯水题刻为主体的长江枯水题刻资料，并通过白鹤梁所存与水文有关的103段题刻，推算出从唐代以来72个年份的枯水水位高程数字，得到长江上游涪陵白鹤梁段历代枯水水位高程纪录表。此项研究结论尽管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其成果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千年以来的枯水数据，这些数据在其他相关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得到了应用。
　　从那以后，不少研究者开始对白鹤梁题刻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进行考察，通过将白鹤梁题刻与其他题刻比较分析，对白鹤梁题刻的价值作了更加广泛的研究。尤其是1993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放动后，研究者除了进一步对白鹤梁历史枯水题刻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中的应用进行研讨外，更多研究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和展示上。由于长江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长江涪陵河段的水位将发生改变，从原来的137-170米海拔高程，变为145-175米海拔高程，白鹤梁石梁顶端最高海拔仅139.96米，三峡水库蓄水后将永久淹没于水下，不再露出水面，人们很可能无法再看到白鹤梁题刻。不仅如此，三峡水库正常运行后，涪陵段长江水动力环境也将发生很大变化，泥沙淤积和主槽位置摆移都会影响到题刻的安全。为了消除白鹤梁题刻在三峡水库蓄水后可能面临的隐患，也为了使后来的人们能够继续欣赏这处重要的文化遗产，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和展示研究就成为当务之急。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因此组织国内各大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白鹤梁题刻保护和展示的方法和途径进行研究，并组织权威专家对这些保护方案进行论证，试图寻找出一种最科学的保护和展示方式。因此，在世纪之交前后这些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白鹤梁题刻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正是基于大量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通过反复论证和研讨，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和展示方案得以最后论定。这个方案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葛修润在2001年提出的，其基本构想，是在拟保护的白鹤梁题刻集中区覆罩一座无压覆室，其内注满清水，覆室内外采用专设的循环过滤系统与长江水连通，使题刻处在无玺覆室的保护中，而覆室本身基本处于水压平衡的状态；另修建一条耐压的水下管道通过无玺覆室，游人通行于管道中，透过耐压玻璃或水下摄像系统寅时观赏水中的题刻。可以这样说，目前实施的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展示方案，应该是一个考虑较为周全且费效比较低的水下博物馆方案。它以“无压覆室”为“展室”，以大部分题刻实物为展品，实现了白鹤梁主要题刻的原址保护与展示；它以水下加固封护的方式，将白鹤梁题刻的次要部分紧闭在水下的“库房”中，以较少的经费投入实现了这部分题刻的保护而未实现展示。有学者批评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工程未能达到保护该遗产完整性的目标，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经历了保护展示工程的白鹤梁题刻，实现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是展示的完整性未能实现而已。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成开馆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管理处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交流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研究问题，集思广益，通过各种方式改进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措施，调整展示内容以优化展示效果，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在这期间，根据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白鹤梁题刻保护管理部门在无压覆室外的上游方向修建了防撞墩，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外部安全问题。白鹤梁覆室内部也更换了参观廊道的双层耐压舷窗，再加上覆室内水中照明灯光的重置，在提高安全系数的同时，也使得水下题刻的观览清晰度显着提高。白鹤梁题刻的管理者通过长时间的管理实践，也摸索出了覆室内清水更换的最佳时间间隔，在运行成本与参观效果之间达成了较好的平衡。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地面展厅面积很小，原先的二楼展厅上下出入口与进入水下展厅的出入口相邻，可能带来拥堵等问题，保护管理部门根据专家的建议，在博物馆改动陈列时调整了地面展厅二楼的出入口位置，消除了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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